要和“國際接軌”就全面地去接，回避責任、制約的“局部接軌”，只能引發更多的社會不滿

　　中國公務員養老金和普通勞動者養老金間的“雙軌制”，一直是爭議激烈的熱門、敏感話題，有意見認為，公務員養老金標準高于普通勞動者是“國際慣例”，在這點上中國本就和國際接軌，“並軌”改革應該慎重。

　　應該承認，在世界大多數國家，公務員養老金標準的確高于普通勞動者。不實行福利養老制度的美國，養老金是分為社會保障養老、僱主養老和個人儲蓄養老金三個層次，其中僱主養老系公、私僱主繳納費用后產生，公務員在這一方面得天獨厚，從而拉開與普通勞動者間的養老金收入距離；實行福利養老制度的大多數發達國家、地區，公務員則享有諸如“強積金”、公務員特別養老金或公務員社保豁免等特別優惠，在養老方面較普通勞動者有許多優勢。

　　但既然是“與國際接軌”，就不能只選有利于公務員的部分“接軌”，而將制約公務員特權的“軌”視若無睹。

　　首先必須看到，不論福利國家、非福利國家，公務員和普通勞動者的養老金標準，制度較完善的國家，都只是“小康”和“豐厚”的差距，且養老金都系幾部分構成，基本部分是“單軌”，公務員只是享有一些附加的優惠。而在中國，公務員和普通勞動者間的養老金在有與無、厚與薄、便與不便等方面差距要懸殊得多，且前者享受的是徹頭徹尾的“另一條軌道”養老體系，其不公平程度是一目了然的，不能用“國際慣例”來搪塞質疑、延誤改革。

　　其次，各國公務員養老金制度改革的趨勢，都是向削減公務員特權的“一元化”、“並軌化”發展，如被許多人認定“公務員養老特權最多”的德國，國會對公務員社保費用豁免特權已提出許多整改意見，剛剛再次當選總理的默克爾也表示，將努力縮小目前養老體系中公務員、非公務員間的分配差距；在養老金體系上實行基本養老金（國民年金）一軌制、附加養老金雙軌制（公務員為更豐厚的共濟年金，普通企業員工則為繳費比例高而領取比例低的厚生年金），但自2012年4月13日《年金一元化法案》通過后，日本正著手在2018年前實現公務員和企業員工養老金繳費比例一元化，從而實現“並軌”。由此可見，“並軌”同樣是“國際慣例”，且上述國家在公務員、非公務員養老金公平方面，原本比中國做得就好得多。僅看到公務員養老福利普遍較高的“國際慣例”，強調這方面的“國際接軌”，而看不到各國都在向養老福利公平化、一元化的“並軌”方向努力這一“國際慣例”，扺制這方面的“國際接軌”，顯然是無法服眾的。

　　更重要的是，國外公務員在養老等福利上的穩定、豐厚，是和其它層面較普通職業更嚴格的制約相挂鉤的，且這種制約透明、公開，公眾一目了然。如加拿大，1960年即出台《政府官員行為準則》，1973年通過《政府官員利益沖突章程》，2006年正式升格為《政府官員利益沖突法》，通過一系列嚴格的規則、法律，為官員、公務員的“公權力”和“私權力”劃下清晰的條條框框，何為合法，何為違規，當事人清清楚楚，審查者、媒體和公眾也一望可知。在這些制度下，官員、公務員必須遵守嚴格的利益回避、財產申報，離職再就業和親屬關聯利益回避等法律、條例，並受到獨立機構的制度性監督、審計（如加拿大就由直屬國會、不受政府制約的“利益沖突和道德專員”所屬“利益與倫理沖突辦公室”負責）。中國社會對“雙軌制”的不滿，很大程度上源于對官員、公務員特權、權力尋租、利益關聯，以及這一切的不公開、不透明，缺乏有效監督機制，回避在這些方面和“國際慣例”的“接軌”，僅談公務員養老待遇的“國際接軌”，又何以服眾？

　　一言以蔽之，養老金“並軌”如何搞，當然可以爭論，但不能無限期爭論下去；拿“國際接軌”、“國際慣例”說事，為公務員養老金高福利辯護，也並非不可以，但要和“國際接軌”就全面地去接，回避責任、制約的“局部接軌”，只能引發更多的社會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