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這個月的新聞，富士康董事長郭台銘，想必不由得又高興了一下。

　　在財富五百強最新排名上，富士康攀上第四十三名，比去年六十名又上了一層樓。這不僅超越蘋果、思科、戴爾、索尼、聯想等一票大客戶，更繼續蟬聯兩岸最大民營企業，甚至超越了諸多國企，只落后于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國家電綱。舉國之力打造出來的國企長城，為何竟然比不過一個台北小工廠出身的富士康？

　　富士康創立三十多年來，郭台銘確實創造了奇跡。如此偉大的企業壯舉，在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口中，郭的成就足以與美國石油業大亨洛克菲勒、鋼鐵業卡內基、汽車業的福特媲美，但在大陸，郭台銘與富士康的社會聲望卻與他的成就呈反比。他在中國創造了上百萬就業人數，為各省政府創造了高額GDP，各類稅收繳交以億萬計，究竟為什麼中國人都不喜歡他？

　　答案在于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郭台銘對于員工勞動條件長期輕忽，富士康一再傳出工廠安全問題。通過地方政府豪取資源與投資補貼，以及台灣制造企業把污染留在內地土地的普遍現象，都顯示出富士康這座紫禁城，與中國社會的疏離與隔絕。

　　以CSR的教科書概念，企業與社會，是兩個彼此提供養分的群體。企業常常會抱怨社會壓力、政府管得太多、稅收得太重，社會或政府人士則會埋怨企業對社會不夠關注、回饋不夠多。不過，這種在言語上彼此傾軋，通常只會發生在小格局企業，事業規模做到如郭台銘這麼大，則企業與社會的共生共利關系就非常重要，雙方已經很難再有你、我區分，更不能夠將對方視為對立體。社會上的勞工團體，當然要為弱勢人講話，而政府官員也不得不以招商為己任，這兩股傾左與傾右的勢力，小企業固可在其中鑽營尋求利基，大企業卻該提高層次，尋找一個更高的平衡點，不偏不倚，但郭台銘與鴻海的格局，似乎沒有真正提升上來。

　　2010年兩位數員工跳樓事件后，郭台銘說出“對台灣感到痛心”這句話時，就是在對台灣社會發表負面言論，但他沒想到鴻海也是台灣社會一分子。因為鴻海雖然是不折不扣的跨國公司，但總部設在台灣、在台灣挂牌上市、團隊都是台灣人。或許郭台銘的發言有目的性，希望能夠獲取更多台灣的資源，但鴻海將台灣社會整體視為痛心的對象，造成輿論反復動蕩，最后再由政府官員安撫。這樣的一個策略，恐怕不是郭台銘如此國際一流的企業家所應有的高度。

　　的確，郭台銘現在最大的敵人，不是毛利壓縮，是自己。富士康在台北鬧市區沒有辦公室。其實他的董事長室大可擺在台北101頂樓，俯看璀璨夜景，但郭台銘堅持廠辦合一。因為鴻海是制造產業，他必須跟同仁在一起。這種勤奮刻苦的美德，在台灣中小企業主身上都看得到。郭氏的工作態度，更是數十年如一日，從沒有變過。

　　但環境變了，世界變了，郭台銘確實是很有遠見的國際級企業家，但處理許多事情的格局與手段，卻還跟破舊工廠里的小商人一樣。他不需要跟媒體鬧脾氣，也不需要對政治人物趨炎附勢，更不需要在本業外耍小動作賺蠅頭小利。最重要的是，不該用鈔票來解決或解釋事情。

　　如果商學院的教授們要選幾個企業社會責任的反面教材，鴻海與他的大客戶蘋果，絕對是最容易向EMBA學生闡述的例子。多位員工跳樓事件后，我們發現富士康的悲劇只是中國現階段依靠外資、廉價勞動力和加工貿易出口這一經濟模式的縮影。這也是中國透過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融入全球化的途徑，但是帶來的后果是對勞動力權利和保障的漠視，把勞動力物化為機器和企業追求效率的工具。美國企業精神長久，台灣也稱得上是進步社會，蘋果與鴻海的表現，實在太不稱職。

　　喬布斯在世時，就對CSR與公益嗤之以鼻，相較于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他們不僅把財產捐了出來，更懂得以企業執行力來投入公益領域。這不僅讓他們賺到了名聲，社會觀感也好得多。微軟曾因為市場壟斷與WINDOWS定價過高，飽受各國批評。但如今蓋茨夫婦積極投入慈善事業，持續在 AIDS疾病防治、以及基層教育體系投入努力，已逐漸得到國際間廣大認同。這幾年中對微軟的攻擊力道確實微弱了不少。這樣的范疇不只是底層的公關策略而已，而是很高層次的回饋社會機制設計。

　　不過，公益與企業社會責任不能畫上等號。郭台銘就很懂得捐錢，對于不少基金會、弱勢團體、醫療機構都長期捐助，在故鄉山西也造橋鋪路建學校，可這些都挽不回他在兩岸社會的形象。他曾經掏出150億台幣，要在台灣大學打造全世界最先進的治癌醫院，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捐贈金額。他還拿了7億台幣要建希望小學、500萬台幣蓋了流浪狗之家、贊助演出音樂劇《四月望雨》、《一把酸棗》。員工跳樓事件后，他還以永齡基金會的名義，捐助台灣金門大學100萬美元，成立創新創業學院，並配備最新的綱絡及PC設備，還強化師資、設立獎學金—他曾在金門當兵，對這里有感情。他個人如今在大陸總捐獻金額已達20億元人民幣，也多次入選中國慈善企業家排行榜。

　　郭台銘有兩張臉，一面是大慈善家，一面卻是不顧企業社會責任的惡人。

　　台灣《天下雜志》、《遠見雜志》多年來都持續調查上市公司社會責任，鴻海從未入榜，鴻海發言體系甚至連調查問卷都不回復。對于企業社會政策與管理系統、財務管理與透明度、環境政策、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等CSR主要維度，郭台銘從未正面公開闡述。

　　他愛講的一個詞是：“高廣深速”，是指“看問題有高度，產品有廣度，技術有深度，執行有速度”。但這都還只是在公司的營運面，郭台銘身邊有一票剽悍將領，能夠幫他一一完成這些基礎工作。他將來應該把更多的心力放在，“企業文化有高度，員工福利有廣度，社會責任有深度，公益回饋有速度”。

　　美國管理學大師柯林斯（Jim Collins）在《Build to Last》一書中分析，通常的企業負責報時，只有極少數的標杆企業是屬于造鐘的。他們在固守核心本業的同時，又設定明確動人、振奮人心的大膽目標，力求進步。調查指出，過去四十年間，美國十五種產業、總計上千家曾備受肯定的公司，其中九成五以上超越市場平均績效時間，無法持續十至十五年以上。柯林斯認為，有信念的企業才能實現可長可久的美夢。如今來看，富士康符合這個造鐘的高標準嗎？台灣中小企業平均壽命約為十五年，郭台銘已經寫下了一個傳奇，成為兩岸最大的民營企業，但接下去要如何更上一層樓呢？

　　世人都知道，洛克菲勒活了98歲。他是個嚴謹的人，從小開始記賬，每分錢都詳細登錄，即使買一張郵票亦然。他也是虔誠的教徒，從上主日學校就開始每周從零用金中捐出一分錢。后來有了薪水收入，他嚴守規定捐出十分之一。有一陣子他的收入減少，感到不好意思，只好不吃中餐，而把省下來的錢也捐出去。洛克菲勒認為，財富來自上帝的賜予，因此他曾說：上帝把財富交給我托管，還說：少許的金錢帶來自由，太多財富只會帶來煩惱。他也說過下列的話：我所知道最窮的人，就是除了金錢以外，一無所有者。成立一百年來，總部設在紐約的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已是國際非營利組織巨擘，持續贊助科學發明、文化藝術、糧食安全、醫藥健康、小區發展等多元領域，甚至催生發明盤尼西林，全人類同受其惠。

　　這些都是有關洛克菲勒的好話。可他在世時卻因為建立托拉斯帝國，被人罵得要死，連美國小孩都不喜歡他。但一百年后的今天，全世界都只記得洛克菲勒是個大企業家和大慈善家，已沒有人會記得當年別人對他的種種攻擊了。

　　這可以給郭台銘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