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記者 張斌 實習記者 王睿麟） 自去年12月中旬于新加坡舉行的部長級會議無果而終之后，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談判將再次從1月延期到2月召開。

　　TPP的最大目的是在亞太地區形成高水準的貿易規則。據相關談判人員稱，目前正在討論2月中旬召開的方案。延遲至2月召開的原因是，在部長們討論之前，還有很多需在事務層面進行整理的論點。

　　中國並非TPP的談判方，但從2013年開始，中國政府即暗示可能會加入美國牽頭的TPP談判，顯示對這一提議的立場可能出現了軟化。

　　一旦參與TPP談判，主要障礙之一便是TPP有關國有企業和監管一致性條款可能會威脅到中國的國有企業。

　　中國國資委的一位官員表示：“結合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和日美低碳、綠色增長戰略，TPP的高標準和新規則勢必會對國際經貿、產業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無法置身其外。無論TPP談判結果如何，其談判目標、談判方式、談判標準和談判內容都將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外部因素。”

　　“我們非常關注這個問題並且正在做一些相應的對策研究。”他說，“各個國有企業內部根據自己的現實情況，也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劍指國企

　　一個多月之前，美國鋼鐵協會（AISI）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托馬斯·吉布森（Thomas　J.　Gibson）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發出一封信，信中提及的國有企業問題，引起了中國國有企業和國資委的重視。

　　這封信要求在未來TPP貿易協定談判時加入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有強大和可執行的行為準則方面的內容。

　　吉布森在致美國貿易代表邁克爾·弗羅曼（Michael　Froman）的信中指出，在美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鋼鐵產業中許多公司具有國家所有權的背景，特別是在亞洲國家，許多鋼鐵企業是國有企業，因此TPP協議應確保國有企業是以純商業的方式經營並與私營企業進行公平競爭，而不能從政府獲得財政或其他方面的支持，使其相對私營企業擁有不公平優勢。

　　吉布森在信中要求，國有企業不能從政府獲得給予其不公平優勢的補貼或其他福利；在某些特定國家，國有企業應得到明確確認，而協議中的符合行為準則條款應該適用于所有國有企業，包括由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擁有或控股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應該透露其有關公司結構、財務及其與政府關系的信息；應該建立解決涉嫌違反符合行為準則和應用適用法律、法規的一個公平裁決的爭端解決機制。

　　吉布森的要求顯然是TPP談判中美方對相關國有企業條款的“要價”。

　　在目前參加TPP談判的國家中，擁有許多國有企業的越南和新加坡希望TPP不要過于著急地限制國有企業的活動，而美國則希望這些國家進行國有企業改革、開放市場。

　　中國雖然現在沒有參加TPP談判，但是和TPP所有談判方都保持著信息溝通和交流。中國商務部國際司副司長孫元江之前曾表示：“TPP一直在中國的關注中，中美在各種對話中也就相關議題有著深入的交流。”

　　事實上，中國政府的準備工作已落實在行動上，星展銀行高級經濟師梁兆基說：“從自貿區建成速度來看，上海自貿區極有可能是為了應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談判而成立的。因為在中國領導人執政過程中，自貿區的建成可謂異常迅速。”

　　“我們能夠看到上海自貿區和TPP之間的相似之處，如關稅減免、外資“負面清單”體系、以及近期推出的電子商務平台，該平台包含了消費者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原則。”他分析。

　　中美之間戰略性的變化出現在2011年。在此之前，盡管成果有限，但雙方爭論焦點仍集中于匯率和補貼問題。

　　從2012年第四輪S&ED（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始，中國的“國有企業”就已經成為政商兩界關注新焦點，取代貿易及相關的匯率、補貼等成為新問題。最終，“中方穩步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等表態首次納入到S&ED聯合成果中。

　　在2013年《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發布聯合成果情況說明》中，“國有”一詞出現了9次，成為數輪S&ED以來出現最多的一次。“由于國有企業是具有中國特色經濟體制的主要承載者之一，S&ED的這一新變化顯示，中美兩國之間已從貿易沖突走向了更深層次的體制沖突。”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系副教授程大為說。

　　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及商業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費爾南德茲(Jose　W.　Fer-nandez)2013年2月7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講話則更為直白。費南德茲說，處在美國所有對華經濟政策核心的驅動因素是，讓中國遵守其已經承諾的游戲規則以便讓所有人從中獲益。他對此提出了兩大重點問題，一是對保護和強化知識產權的強有力的承諾，二是創造讓所有企業能在共同規則下競爭的環境，其中包括“讓中國的國有企業表現得更像商業企業”。

　　“讓中國的國有企業表現得更像商業企業”與TPP所要求采用嚴格的競爭中立政策（該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國有企業條款”）幾乎如出一轍。

　　所謂“競爭中立”，其實質是國有企業或政府商業行為的“公司化”。旨在調整當前國際貿易領域的相關規則，以彌補現有的國際經濟規則無法保証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公平競爭的缺陷。

關鍵條款

　　北京克危克險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員金燦榮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國有企業條款談判非常艱難凸顯美國主導TPP談判的深謀遠慮。美國已充分認識到，未來與中國真正展開競爭的並不是政治制度和軍事實力，而是中國日益強大的國有企業。如何主導限制中國國有企業乃至大企業的競爭力的游戲規則，已是美國精英階層的重點思路。美國在跟中國啟動國有企業談判前，一定會先與世界其他國家達成限制國有企業的共識，增加跟中國談判的砝碼，並防止中國攪局。這才是TPP談判中最關鍵的議題之一。”該公司近期一直在進行TPP對中國國有企業影響的相關調研工作。

　　金燦榮說，這是因為，一方面不少談判方希望以國有企業條款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迫使美國在其他條款上的讓步。另一方面，美國強調國有企業條款約束中央政府一級的國有企業，而不涉及省級國有企業，這是因為美國的國有企業基本屬于州立；但是相對而言，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等國國有企業卻主要集中于中央層面，因此該條款對各國的沖擊完全不同，導致談判方對國有企業條款的爭議很大。

　　根據2013年8月已達成的協議草案，美國與越南等新興市場國在這個尖銳對立的競爭政策領域已接近達成一致，為廢除國有企業的優惠待遇設置了3到5年的過渡期。

　　前述國資委官員表示：“由于中國一開始就被美國有意識地擱置在TPP談判的最外圍，TPP一旦完成，無論中國是否加入，都將會對中國的現行經濟運行機制形成巨大挑戰，其對中國有企業的負面影響尤甚。”

　　作為一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TPP在勞工、環境、國民待遇、服務和投資承諾方式、政府采購、知識產權等高標準條款將對中國的現行經濟運行機制提出嚴峻挑戰。

　　現階段，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決定了與政府角色密切相關的國有企業在大宗貿易和海外投資領域的主體地位，並被認為是“中國國家競爭力的主要來源”。

　商務部研究院博士后王金波曾參與克危克險公司的一項有關TPP課題。他說，為此，TPP有意通過“邊境內措施”來規范政府和企業行為。TPP針對國有企業的全新條款譬如，要求取消補貼、取消國有企業特惠融資措施、撤銷政府采購的優惠偏好、國有企業的投資及貿易地位等，都將會對中國的國有企業行為提出新的挑戰。

　　“我們需要相關各方仔細評估TPP、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甚至TiSA（全球服務業貿易協定）的后續影響，做到未雨綢繆。”上述國資委官員表示。

　　與之相關的TPP談判的另一大焦點是“國有企業”的定義，中國人民大學基金與信托研究所研究員劉杉表示，國有企業的定義決定了國有企業條款的規制對象，其概念外延越大，則規制適用范圍越大。

　　從目前可知的TPP美國“出價”來看，TPP國有企業的界定已經超過了通常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其外延已經涉及部分私營企業的商業行為，屬于適用范圍較大的范疇。

　　從TPP談判成員去年8月22日的文萊會議達成的草案來看，對國有企業的定義很可能采用“政府擁有過半數的表決權”。

　　之前美國提出“深受政府影響”這個概念，並做出界定是“20%及以上的股權”。

　　王金波說：“盡管TPP談判的最終規則尚不明朗，但談判本身就會對中國經濟以及各個產業產生巨大的、潛在的系統性效應。”主要受影響的產業包括：谷物、牧、漁和其他農產品；紡織、服裝和皮革制品；化工、有色、鋼鐵和金屬制品；汽車、電子、機械設備和其他制成品。

對策建議

　　上述產業中的國企人士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也表示TPP已經引起自身的關注，但具體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還沒有具體、量化的分析。“現實的情況是，不管中國是否加入TPP的談判，都不可避免的將受到其條款的約束。”商務部的一位官員表示。

　　他解釋，中國目前已經與美國重啟了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談判，中國已經同意在開放準入前國民待遇和采用負面清單的基礎上，與美國展開BIT談判，因此中美達成BIT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從2012年TPP投資條款泄密版本來看，TPP投資條款的具體內容與2012年BIT的內容基本一致。“理論上來看，即使未來中國未加入TPP，一旦中美達成BIT，BIT的內容會完全覆蓋甚至超越了TPP投資條款的相關內容，締結BIT是參加TPP投資條款的充要條件。”上述商務部官員說。

　　面對如此困境，王金波給中國政府開出了如下藥方：重視自貿區戰略布局；主動提高開放水平；加快內生機制的建設；客觀對待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去年年中曾肯定了TPP具有重要意義，並強調它將成為亞洲經濟增長的基礎。李顯龍說：“中國仍存在很多問題，國有企業改革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