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著很多因資源而興起的城市，但由于過于依賴資源優勢，造成經濟構成單一，當資源由多變少，甚至枯竭時，以及資源價格開始國際性下行時，危機也開始產生。這種危機通常被描述為“荷蘭病”。包括呂梁在內，中國諸多資源型城市面臨同樣的轉型難題。

　　“工資都發不起了，情況還能糟到哪里去呢？現在對基層領導的衡量標準，已經不是看你招商引資這些所謂的政績，而是看你能不能解決吃飯的問題。”提及目前的基層形勢，山西呂梁某縣委書記這樣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述。

　　據其介紹，為了保証最基本的工資支出，該縣已經欠發工資數月，最近一次發工資也是向當地企業臨時借的款。類似的情況也不在少數，據《華夏時報》日前報道，在山西省的119個縣中，有103個縣因地方財政困難發不了工資。

　　該省某地方政府發不了工資的背后，或許是正在嚴重下滑的山西基層政府財稅收入。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提供的調研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山西9個市、86個縣級財政出現負增長，50個縣收入降幅達到20%。

　　此前，山西曾因在腐敗重災區而受到外界高度關注，而在遭遇經濟斷崖式下滑和官場塌方式、系統性腐敗的雙重打擊下，山西正在遭遇一場曠日持久的“荷蘭病”危機。

　　過山車式的反轉

　　長期以來，作為資源型大省的山西一度占全國70%的煤炭產能，但在近年又列入了欠發達省份的名錄。

　　呂梁市于2003年撤地設市，是山西省最年輕的地級市，下轄的孝義市和柳林縣一度是山西省縣域經濟發展的排頭兵。

　　提及山西的經濟發展，革命老區呂梁市注定是繞不過去的。在最近兩年時間，呂梁經濟就體驗了過山車式的反轉。從山西省地級市經濟增量的正數第一成為倒數第一，從接近兩位數的增速到負增長，呂梁經濟在2015年之間經歷過山車式的“反轉”幾成定局。還在兩年前，也就是2013年，呂梁市還是山西的GDP增速冠軍。

　　因煤炭及其相關產業聞名的呂梁市，在其2.1萬平方公里的市域總面積中，含煤面積高達1.1萬平方公里。2001年至2011年的煤炭黃金十年間，呂梁依靠優質煤炭出現井噴式發展，GDP維持著兩位數增速，多年保持省內第一，並創造了“呂梁速度”。

　　山西省的各級領導均在不同場合宣揚“呂梁速度”，稱其在偏遠老區實現這一成績實屬不易，更有甚者將之與“深圳速度”相提並論。

　　在中國，有著很多因資源而興起的城市，比如石油之城大慶、煤炭之城大同。歷史上，這些資源型城市雖然由小到大、走向繁榮，但由于過于依賴資源優勢，造成經濟構成單一，當資源由多變少，甚至枯竭時，以及資源價格開始國際性下行時，危機也開始產生。

　　這種危機通常被描述為“荷蘭病”。20世紀5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國家的荷蘭發現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荷蘭政府大力發展石油、天然氣業，出口劇增，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經濟顯現繁榮景象。可是，蓬勃發展的天然氣業卻嚴重打擊了荷蘭的農業和其他工業部門，削弱了出口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遭受到通貨膨脹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長率降低、失業率增加的困擾。

　　包括呂梁在內，中國諸多資源型城市面臨同樣的轉型難題，既要治愈“荷蘭病”危機，又要實現地方經濟的發展。

　　在2012年左右，以呂梁為主的山西資源型城市各項經濟指標有所下滑。

　　“借錢發工資數年前就是常態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工資開不了了，肯定會出現不穩定因素，只能去借錢，以前個別企業手里還有錢可借，但現在企業也自身難保，只能是想辦法從其他資金里挪些過來發工資，一旦連這樣的資金也沒有，那只好欠著了。”上述縣委書記說。

　　據其透露，山西某地政府多年來一直向其管轄的某企業借貸度日，在還不上錢的情況下，便大開綠燈讓其拿地，導致當地大部分拍賣土地全在該企業主名下。

　　據當地知情人士透露，為了緩解財政壓力，地方政府甚至逼迫資金鏈本就緊張的煤企提前繳納資源價款，“地方政府找來銀行，讓煤企以煤礦手續等作保貸款，用于繳納資源價款。”

　　日益陷入困境的呂梁經濟更在反腐浪潮中經受更嚴峻的考驗。

　　山西原首富“失守”承諾

　　在新一輪的反腐浪潮中，多名現任和曾在呂梁擔任主要領導的官員落馬。長長的落馬名單中，包括3名山西省省委常委、一名現任市長、一名退休副市長以及眾多的處級干部。隨著官員的落馬，多名當地知名企業家也陸續被帶走調查，目前多已進入司法程序。

　　在現在的呂梁市，“當年GDP趕超省會太原”的豪氣正在被挫折感所取代。另一位地方領導表示了擔憂：呂梁有多名主要職能部門的一把手先后數次向其遞交辭呈，但均未獲批準。

　　在呂梁市，眾多的明星企業主大多和落馬官員糾纏不清，這也直接導致官員落馬后，各自的企業運轉受到牽連。

　　其中，山西省委原常委聶春玉被調查后，呂梁市中陽鋼鐵廠董事長、全國人大代表袁玉珠，大土河焦化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大土河”）董事長賈廷亮，離柳集團前后兩任董事長邸存喜和郭繼平等多名企業主被依法帶走接受調查。加上之前被帶走接受調查的山西聯盛能源集團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地方明星企業幾乎陷入了運作的停頓。

　　“這幾家企業都是年輕人掌舵，大土河是賈廷亮的二兒子負責，聯盛是邢利斌90后的幼子，只有中鋼稍好，是由老板兄弟負責具體事宜。”當地的一名企業家說。

　　在人脈、經營之道尚未完全交接的情況下，倉促接手企業的富二代顯然有些措手不及。

　　“老板在的時候，即便經營再難，還是有關系和人脈頂著，有些事情時間久點也能解決。但老板被突然帶走后，很多東西都沒移交，接手的人很難開展工作。而且銀行等合作單位更看重的是老板本人的實力，老板失聯后，抽貸的情況陡然增多。”上述企業家認為，要想順利交接，難上加難。

　　事實証明，倉促接手的攤子並不好打理，缺少了父輩人脈和經驗的企業，越發困難。以上述某大型煤企為例，由于企業效益持續下滑，工資已停發一年多，工人開始不滿，廠礦周圍的村民也對補償和優惠條件不滿，也開始對企業發難。

　　在呂梁的煤老板圈子中，大土河的掌門人賈廷亮排名前列。他擁有5家煤業公司和3個焦化廠以及眾多下游企業，資產規模超過200億。2006年，因發行過兩次短期融資債券，被胡潤發現，列為山西首富。

　　“不欠薪、不欠稅、不欠息、不借高利貸”，曾是賈廷亮多年來辦企業給自己立下的底線和死規矩，但這“四不”規矩卻在近年來一一被打破。

　　2015年10月底，呂梁市國稅局對外公布了38家大型企業在內的欠繳稅款通知，包括冀中能源、山西汾西礦務局等知名企業的旗下煤礦在列，大土河也名列其中。

　　“先是借高利貸，然后是欠息，接著是欠稅，去年老板沒被調查時，還能借上錢給我們發工資，現在2015年的工資壓根就沒見過。”一名大土河中層告訴記者。

　　在多重危機下，企業家為了節約開支，開始在環保上打主意，關掉環保設施、故障的環保設施帶病運行成為企業節省成本的選擇。

　　大氣污染隨經濟下行嚴重反彈，呂梁市也因此成為環保部約談對象。國家環保部綱站公開資料顯示，該市多個停運環保設施的大型企業被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抓了現行，包括大土河、中陽鋼鐵有限公司、山西省交城縣華岳玻璃有限公司。其中中陽鋼鐵有限公司因為排放大量污染物和揚塵問題嚴重，被相關部門點名批評。

　　多元發展受阻于“一煤獨大”？

　　有專家認為，一直處于受困于“一煤獨大”的資源型經濟結構，往往出現“煤炭價格高時不想調、煤炭價格低時調不動”的市場悖論和現實矛盾。該省經濟增速已經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換擋，而煤炭需求下降，則是山西經濟結構調整中最為現實的難題。

　　山西也已經不是第一次提出由“一煤獨大”轉向多元發展的思路了。此前多地也曾嘗試轉戰，但收效甚微。

　　同樣是在呂梁市，曾經標杆為“經濟轉型”的“一號工程”卻差點爛尾。2010年開工建設的汾酒園區曾被譽為“山西轉型標杆工程”。按照該規劃，汾酒園區的面積5平方公里；投資50億元，並計劃于2010年開工，3年后建成。

　　就在3年后，即2013年底，建設中的汾酒園區橫生變數：資金鏈斷裂，工程倉促停工；多名投資人被捕入獄；項目主要負責人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

　　2015年4月，沉寂一年多后汾酒園區在迎來新的注資后勉強再度動工，據園區包工人員介紹，新的投資人也只是結清了此前的部分欠款，現在干的活也並未付款。

　　“面對轉型，地方官員的壓力極大，讓企業家上馬他們從未涉足過的行業。這樣象征性的投資，行情好時，老板們被迫跟做慈善一樣象征性的投資，也不上心去管理經營。行情稍有下滑，投資就跟不上了，不少所謂轉型項目就這樣打了水漂。類似的半拉子轉型工程在山西不在少數。”山西當地一位官員告訴記者。

　　山西晉城的皇城相府集團中的旅游項目，被譽為山西煤炭企業轉型旅游項目的佼佼者。即便是這樣頂著無數光環轉型成功的企業，也在其董事長意外身亡后，被前去查賬的銀行發現，該集團早已資不扺債。

　　在不少受訪人士看來，山西以前錯位的政商關系是導致山西轉型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新書記，新辦法

　　在一段時間內，山西政商兩界普遍把它和反腐聯系在一起。

　　在山西出現塌方式、系統性腐敗后，臨危受命的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對腐敗有著自己的認識：“治吏是關鍵，先從官員身上入手，讓能者、賢者上位，以前也不是政策不好，關鍵是到基層后就大打折扣。”

　　在其看來，一是黨務方面沒有從嚴治黨；第二沒有從嚴治吏，權力失控；第三沒有擰緊總開關，道德塌方；第四沒有從嚴查處。王儒林稱山西發生的嚴重腐敗問題，不是個案孤立的，它是一坨一坨的。

　　高壓反腐下，山西省管干部一度空缺311名，其中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免職的有34個。

　　不過王儒林總結認為，反腐並不影響經濟建設，山西經濟發展壓力大的最根本原因是一煤獨大、輕重工業比重嚴重失衡的結構問題。

　　進入2015年后，山西高層也開始對持續下滑的各項指標作出表態。從5月到9月，山西官方在三個月內連開三次推進大會，分別提出要在金融振興、科技創新、發展民營經濟三個方面實現突破。為此，王儒林親作部署、提要求，並在全省推進相關工作。山西高層寄望借此逐漸擺脫當前經濟困境。

　　為此，山西省在去年就以“百日百項工程”開工和“四個一批”工作為抓手，采取了下達投資目標責任狀、月調度、周報告、投資進度和開工計劃在政府常務會議室“上牆”等多種辦法來推進重大項目建設。該省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指出，接下來的5年要做好“煤”和“非煤”兩篇文章，將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作為優化產業結構的主要任務，著力推進煤轉電、煤轉化產業發展，有效化解煤炭過剩產能，提高煤炭就地轉化率。

　　金融對于山西來說並不陌生，無論從數百年前的晉商歷史看，還是從目前山西8000億左右的存貸差和山西充足的民間資本力量看，山西既有重塑金融輝煌的基因，更具備現實基礎。

　　“金融活則經濟活，金融興則經濟興，山西將轉型發展的‘突破口’瞄準了金融振興。”山西某金融機構人士表示。

　　他認為，事實上，金融振興、科技創新、民營經濟本就是山西的短板。山西此舉也因此被公眾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