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關心褚健案。一個知名大學的副校長，一個有成就的學者，這樣不明不白地抓了快兩年，不審也不判，到底是什麼說法？”87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的電力工程學家汪�生教授說，他和褚健並沒有什麼交集，“但希望這個案子盡快有個說法”。

　　從2013年10月19日被浙江省高檢拘捕算起，褚健已經失去自由接近兩年。這個和褚時健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的人，至今沒有被大眾關注，但是在高級知識分子圈層，褚健案引發了極大的震動。2014年4月，王成、鐘山、蘇君紅和周立偉四位工程院院士聯名給國家安全委員會上書，為褚健陳情。法學泰斗、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市經濟法學會會長劉文華致信中央有關部門，呼吁謹慎對待褚健案，“避免出現冤假錯案”。

　　在檢方起訴書中，褚健最大的一項罪名是涉嫌在2003年中控從浙大海納剝離、改制過程中侵吞國有資產。“按現在的情況去倒推當時的股份價格，然后說他買便宜了，這不合理呀。希望司法機關能夠公正地判決。”汪�生說。10年前，那場著名的“郎顧之爭”讓經歷過改制的企業家們聞風喪膽；10年后，很多人已經淡忘了個中細節，但這一爭議再次出現。

　　褚健是誰？他是工業自動化領域最有成就的科學家之一，2005年起擔任浙大副校長。1963年出生的褚健，從公開的資料看似乎有著完美的人生履歷：15歲考入浙大化工系工業自動化專業，30歲成為浙大最年輕的教授，次年成為博士生導師，他甚至還獲得過9個國家級的科學技術進步獎。2013年被捕之后不久，他甚至還獲得了含金量極高的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本刊記者采訪的多位教授均表示，“如果不是被捕，褚健將成為2013年的新晉工程院院士。”

　　褚健的另外一個身份是中控集團的創始人、大股東，這家工業自動化龍頭公司2014年營業額為38億，占據行業30%以上的市場份額。

　　2013年，褚健的命運急轉直下，成了高校反腐的典型案例。而羈押還不到半年，他傾注了最多心血、涉足高精尖技術領域的中控子公司中易和大股東易主。而中控集團也莫名卷入了一宗巨額的貸款擔保案。“這里面的水很深，利益太巨大了，里里外外都有想控制中控的人。”一位匿名的采訪對象說。

　　拋開撲朔迷離的案情，褚健案如何判決，對于科研人員創業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褚健案涉及體制內創業、企業改制、科研經費使用、科研人員知識產權認定等多個焦點，他的遭遇，在高校產學研工作者中引發了強烈共鳴。

　　“如果褚健被判侵吞國有資產，那麼浙大綱新的趙建會不會緊張？聯想的柳傳志會不會緊張？”上述匿名人士說。2003年和中控同時完成改制的還有浙大綱新，它們是按照同一份文件進行改制的。中國很多科技類公司都經歷了脫離科研院所改制的過程，其中最知名的便是聯想。

　　公開資料顯示，中控生產的是“現代工業的大腦”——大型裝備賴以運轉的自動化控制系統（簡稱DCS），從小型造紙廠到千萬噸級的大型石油煉化工廠乃至國防武器裝備，它們的運轉都離不開DCS。由于其高技術門檻，1990年代這個領域完全被跨國公司壟斷。中控通過自主研發打破了這種壟斷，國外品牌的價格只剩最初的1/3。

　　離奇的舉報

　　可能連舉報者自己都沒想到，侵吞國有資產會成為褚健最大的罪名

　　一封舉報信，成為褚健命運的拐點。這封舉報信被諸多人士認為漏洞百出。

　　2012年的褚健正躊躇滿志。6月，浙大要補選一位常務副校長，他是民主測評高票當選的兩位候選人之一。就在這時，一封紙質匿名舉報信寄到了浙大各院系及以上領導的手上，舉報褚健論文抄襲、當校長期間貪污數億、向國外轉移資產、亂搞男女關系等罪名。

　　浙大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韓高榮教授收到了這封舉報信，“上面舉報的問題，沒有一個列出確鑿的証據，都是捕風捉影、籠統地說褚健有某某問題。”

　　2012年中央巡視組開始對高校進行巡視，浙江大學恰好被選為巡視單位。很快，褚健成為了調查對象。

　　“褚健回家跟我說，我們要相信組織，全力配合調查。”褚健的夫人、浙大化工系副教授陳亞秋說。2012年6月，中紀委駐教育部監察局派了9人調查組進駐浙大，查了近2個月沒有給出書面意見。2013年1月，第二輪調查啟動，國家審計署上海特派辦對褚健在浙江大學的科研項目和中控集團進行審計。從1989年褚健做的第一個科研項目到2013年被捕，25年間他的點點滴滴都被重新審核。最終審計署出具了34份審計單，其中15份發往浙江大學，另外19份發往中控，但沒有出具褚健貪污、向國外轉移資產報告。

　　“如果有問題審計署會發通告。當時審計署給還學校提了100多個問題，其中褚健要回答的問題有50多個。他沒有查出來什麼問題。”浙大的一位老師說。

　　在審計結果出來前后，兩次更大規模的舉報爆發了。2013年3月，全國數百個高校領導、院士以及浙江省廳局級以上的領導，收到了這封舉報信。這個時間點，恰恰是褚健遞交2013年院士申報材料的時刻。2013年6月，褚健參加院士初選答辯前夕，這封舉報信再度在學術圈瘋傳。

　　每逢褚健人生的關鍵點，這封舉報信必然如期而至。2008年中控技術公司曾準備上市，也出現過一次針對褚健的大規模舉報，舉報信的內容幾乎如出一轍。2014年1月至3月，在褚健已經被捕的情況下，這封舉報信還再度出現，收信人擴大到了中控的很多大客戶。

　　“大客戶收到舉報信，說明這里面一定有公司的事情。”陳亞秋說。2012年到2013年，褚健和陳亞秋多次聽說“有公司要花3000萬買褚健一個無期（徒刑）”，褚健最初覺得是玩笑根本沒有上心。2013年，陳亞秋還聽到過“再不扳倒褚健當了院士就更難”的說法。褚健就是在院士第二輪答辯前11天被拘捕的。

　　在褚健案中，有很多反常的現象。從2012年開始，他的女兒褚燕蕓開始接到騷擾電話，有時是一陣恐怖的笑聲，也被人跟蹤。由于不堪其擾，2013年2月褚燕蕓獨自到四川山村支教。2013年她向杭州警方報案，但是到現在也沒有查出結果。褚健的刑事代理律師周澤介紹，褚健被捕之后最初關押在杭州的看守所，后來被改名並秘密送到臨安和武義看守所。

　　褚健被捕之后不久，北京和利時公司創始人、大股東王常力離開了北京，據業界人士透露他一直在新加坡。和利時是工業自動化領域的另一家龍頭企業，原屬于電子部六所也經歷過改制。王常力和褚健的背景很相似，都是行業頂尖專家。2012年之前他一直擔任和利時董事長，但記者查詢公司綱站已經看不到他的信息，董事長也換了人。

　　中控與和利時在DCS專攻方向上不同，中控主攻化工行業，而和利時主攻電力行業。揚子石化的一位行業資深人士告訴記者，中控在化工行業DCS的中標率為60%以上，和利時在電力行業類似。雖然這兩家公司的規模都不算大，但它們的重要性一般公司無法比擬。石油石化、核電、電綱、高鐵、三峽大壩等等，很多重要設施都要依靠它們生產的“工業大腦”指揮運轉。正因為如此，中控被商務部列為禁止被外資收購的公司。但這兩位行業領軍人物一個被捕、一個則遠走他方。

　　至今，褚健的家人不知道舉報人是誰。此后檢方的《起訴意見書》也証明，舉報內容有失實之處。

　　“舉報信上說褚健當校長期間利用職權貪污數億。但《起訴意見書》上列舉的褚健貪污行為全部發生在1999年至2004年，他2005年才當副校長。”周澤律師說，這封起訴書反而間接証明褚健在當副校長期間沒有貪腐行為。此外，“所謂的轉移資產純屬子虛烏有，褚健個人生活也沒有問題。”

　　褚健是以貪污浙江大學科研人工費的理由被批捕的。而提取科研人工費問題，在浙大老師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提取科研人工費的做法是按當時政策的要求行事。如果褚健的做法是犯罪，那整個浙大的教授都有罪。”浙大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姚先國教授說。另一位老師說：“照這麼說，院士的罪最大，因為他們項目多、提取的人工費也多。”但這個罪名並沒有出現在舉報信中。

　　可能連舉報者自己都沒有想到，舉報信和起訴書的內容差別如此之大；更想不到的是，侵吞國有資產會成為褚健最重要的罪名。

　　這要從中控成立的歷史說起。1992年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舞下，一大批高校科研人員下海創辦了學科型公司，中控的前身、浙江大學工業自動化公司就是其中之一。這些公司以高校或研究機構的某個學科為依托，公司性質都是全民所有，但是從注冊資本、到經營管理都是老師們自己在運作。“褚健剛辦公司的時候還跟我討論過這個問題，明明注冊資本、公司運營的錢都是自己借來的，怎麼是國有公司呢？”姚先國說。在改革初期的混沌狀態下，這樣的困惑非常普遍，人們來不及想清楚就行動了。1998年，浙大組建上市公司浙大海納，這是一家為上市拼湊出來的公司，中控被要求成為其中的一個板塊。2002年底浙大決定把浙大海納賣給資本玩家飛天系，飛天系要求公司盡可能多的現金，這時浙大產業處要求褚健的管理團隊收購海納中控的全部股權。同時被浙大要求管理團隊回購的，還有海納快威，這家公司就是浙大綱新的前身。

　　在收購價格上，以2001年中控年度審計報告每股凈資產做底，褚健團隊以20%的溢價回購。海納快威也同理。這個價格由浙大海納原總經理李立本提出，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中控股份轉讓金額為360萬。2003年管理團隊收購股份之后，這兩家公司完成了改制，成為徹底的民營公司。

　　從公開的資料來看以上改制過程，有專業機構的審計報告、浙大海納的董事會決議、股份轉讓協議、浙大海納的上市公司公告等文件也都符合程序。原浙大主管產業的副校長胡建淼出具了《關于浙江海納剝離快威和中控的情況說明》。

　　與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改制案例相比，中控的改制過程似乎更為清晰。但2014年浙江省檢察院委托浙江省價格認証中心對2003年1月22的中控股份價格進行評估，該機構采用收益鑒定法（用該股權交易未來若干年的預期收益，而得出當年的股權價值），得出的價格是2619.23元。這比當年收購價格高。據此，檢方認為褚健貪污國有資產。

　　“也就是說，改制之后中控做得越好，褚健‘貪污’的金額就會越大；如果中控失敗了，褚健就沒罪。這樣的追訴邏輯十分荒唐。”周澤說。對褚健其它的指控，比如職務侵占、騙取科研資金、挪用公款等，周澤也認為站不住腳。

　　周澤接手本案后，一直很困惑檢察院對褚健立案的依據是什麼？幾個月前他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調取檢察機關對褚健案立案的案件線索，及前期調查情況報告。但至今沒有拿到相關資料。

　　至今，褚健沒有向檢察機關認罪。“我和褚老師見了這麼多次面，他從來沒有問過會判多少年。相反，他總是樂觀地認為只要法院開庭，他就能把所有問題說清楚；法院會判他無罪。”周澤說。褚健案審理期限原本到2015年6月，但后來法院又延到9月。9月15日，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通知律師，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審限再次延長到12月。延期的原因未知。本刊記者多次聯系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電話無人接聽。

　　2015年9月，褚健的代理律師向相關方面遞交了一份《參加過國家多個科技攻關項目的國家級自動化控制專家——褚健沒有職務犯罪、沒有經濟犯罪、不是貪官，此件錯案應盡快糾正》的文件，並要求對褚健取保候審。

　　股權謎案

　　實際控制人長期缺位，公司治理混亂，給覬覦者可乘之機

　　“起訴書上的褚健跟我認識的褚健根本不是一個人。”中控技術副總裁賈勛慧說。他1996年加入中控，是中控創業過程中的主力之一。

　　褚健被抓不久，案件尚在偵查階段，有些媒體就寫出了“褚健掌管校企8年貪污國資數億”的報道。這樣的新聞一定讓很多人拍手稱快。但對于了解褚健的人來說，這是他們最感痛苦的地方。

　　“褚老師開40多萬的豐田車，我們很多高管都開100多萬的車。他坐飛機都是經濟艙，高鐵一般是二等座。每年年底分紅，錢都打到我們個人賬戶上，但他的分紅基本都留在公司循環使用，這麼多年他一共從公司拿走了不到70萬的分紅款。”賈勛慧說，“褚老師是個不愛錢的人，他過著可以說是簡朴的生活，這是很多中控人都知道的事實。”

　　褚健在杭州買過兩套房子。一套是1999年中控團購的位于杭州濱江區的福利房，另一套是2005年買的文二路萬科西溪蝶園，都是普通住宅。“褚健當副校長之后工作很忙，第二套房子離浙大紫金港校區不遠，完全是為了工作方便才買的。”陳亞秋說，此前他們一直住在浙大求是村的老房子里，回家晚經常沒有車位。褚燕蕓一直開著一輛10萬多的本田思域，與本刊記者見面時，她身穿從淘寶買的衣服，腳上一雙十幾塊錢的人字拖。

　　9月初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陳亞秋穿著一條很平民的裙子，背著不知名的包，戴近視眼鏡，短發，沒有化妝，一臉書卷氣。如果不是因為褚健案，她還不會請小時工幫忙做家務，“以前都是我自己買菜做飯做家務。現在（四處奔走）生活很不規律，實在忙不過來了。”她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在別人的想象中褚健一家不僅是有錢人，而且是富豪。

　　“別人會覺得褚健很有錢，但股權不是錢。他沒有把公司的分紅拿回家。正是因為這一點，褚健怎麼做公司，跟我們家沒有特別的關系。”陳亞秋說，“1993年剛辦公司時，褚健就半開玩笑跟我說‘用誰都不能用你’，他不想把公司辦成家族企業，這條線就在那兒了。”自尊心讓她遠離中控，她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學和家庭上。

　　如果不是褚健案，陳亞秋幾乎不會和中控發生交集。在她的反思中，“這也反過來造成褚健進去之后，中控隨意被人動的原因。”褚健被捕之后，中控集團及下屬子公司一共有6次股權變動，其中4次發生在2014年7月底之前——這段時間褚健在看守所不能見任何人，包括律師。

　　2014年底陳亞秋介入中控時，才知道2011年褚健賣股權一次性獲得了1.1億的收入，“當時聽說過要賣股權，但沒有往下問”。褚健交完個人所得稅還剩下8000多萬，他把這筆錢全部投入開辦涉足高精尖科技領域的公司中易和。2014年6月，中易和23.251%的股份被賣給了杭州的另一家公司巨星科技（002444）。不僅如此，他還與中易和斷絕了關聯，而巨星科技成為中易和的大股東。

　　中控系旗下一共有三個主要公司：做DCS的中控技術、做智慧城市的中控信息、做高精尖科技的中易和。中易和不是最賺錢的公司，但最有戰略價值，涉足國防軍工、太陽能、機器人、節能四大產業，掌握了多項核心技術。巨星收購中易和之后成為搶手的機器人概念股，股價一度暴漲。長江証券曾對中易和進行估算，其各領域的潛在市場容量可能超過1000億元。

　　中易和在股權結構上存在致命缺陷——實際控制人長期缺位。2011年中易和成立時，褚健已經擔任浙大副校長，按照相關規定，他不能持有公司股份。于是他選擇了讓公司高管代持股份。在工商登記上，中易和股東中沒有他的名字。中易和初始股權結構為：杭州創瑞公司22.727%、杭州偉明投資公司9.091%，金建祥22.727%、施一明31.818%、張偉寧13.637%。褚健通過借錢給高管的方式完成公司注冊，在這個操作中，褚健沒有和高管簽訂代持協議，而是借款協議。

　　褚健被捕后不久，社會上流傳一種說法，褚健將判死刑或者無期，而中控將被收歸國有。

　　中控的一位前高管還原了當時發生的一幕：“高管們做了一個小范圍溝通會，金建祥說如果問題處理不好，中控集團可能被收歸國有，多年的奮斗結果就沒有了，而現在能保住的就是中易和。中易和是褚健借錢給他們注冊的，檢察院說把借的錢還給褚健，就不再追究中易和的事。”金建祥是褚健的創業伙伴，2005年開始擔任中控董事長兼總裁。

　　周澤律師講述了另一個版本：褚健被捕之后不久檢察院要求中易和股東配合“退贓”，不僅包括褚健借給高管的錢，還包括褚健借給公司做流動資金的4000多萬，一共連本帶利1個多億。

　　這兩個版本並無沖突之處，高管們還錢給褚健，然后這些錢作為贓款上繳到檢察院。而在高管們還錢給褚健之后，以前的借貸關系終止，這根連接褚健和中易和的脆弱紐帶徹底斷裂。

　　無論哪個版本，接下來的劇情是一樣的——中易和及高管們都拿不出那麼多錢交給檢察院，這時巨星科技出現了。浙江省高檢扣押的1個多億，全部來自巨星。

　　2013年底，時任中控旗下中易和節能公司總經理的鄒驍參加了一個與巨星科技高管的飯局。“中易和的高管都參加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巨星要對中易和的股份進行收購。巨星是做小電動工具的，跟中控從事自動化領域不沾邊。”鄒驍說，中控的高管們當時想過很多方案，目標是找一家有技術實力且業務上互補的高科技企業，資金上有支持同時不喪失控制權。但這些方案在金建祥董事長那里沒有通過。本刊記者短信、電話聯系金，均未與他取得聯系。

　　2014年中易和旗下所有子公司做估值的時候，中易和高層要求子公司保守估值，基本就是按凈資產估值。此事得到了鄒驍的証實。他負責經營的中易和節能當時正在融資，願意溢價投資的機構很多。與此同時，中易和的高管們獲得了可以很優惠地購買中易和集團的股份的機會，自身只需要出四分之一的資金，剩下的四分之三資金由巨星提供借款。“是有這個機會，但我沒有參與。”鄒驍說。他后來選擇離職並放棄了所有的股份，“金錢上我有損失，但以后任何時候見褚老師都沒有心理負擔。”

　　2014年5月8日，巨星科技發布公告，披露其已與浙江創瑞公司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受讓了創瑞公司持有的中易和公司22.7%的股份，股權轉讓款1800萬元。但創瑞公司股東應佩華、陳小紅（中控財務人員）很快向証監會舉報，這份轉讓協議不是代持股人及實際股東的真實意思表示，要求中止並撤銷這份轉讓協議。

　　2014年6月21日，巨星科技再度發布公告稱，中易和原股東進行了整合，創瑞之外的所有股東整合成偉明投資（持有中易和77.273%股權），巨星通過增資4589萬元持有偉明投資30.09%的股權，間接持有中易和23.251%的股權。

　　在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里，兩次股份數量只相差0.551%，巨星購買的價格卻從1800萬飆升到4589萬，這很讓人費解。記者通過郵件向巨星科技董秘何樂天詢問收購中易和的過程、股份定價依據，截至發稿時沒有得到回復。

　　在中易和事件中，浙江省高檢扣押1個多億，是整件事的關鍵。如果沒有抽走1億的現金，中易和不需要外部人介入。《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一款中規定：“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查詢、凍結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周澤律師解釋，根據這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不能扣劃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浙江省高檢凍結褚健的股權就能到達目的，為什麼一定要扣劃資金？”周澤律師說。

　　中易和股權更替內幕如迷宮幽深。實際控制人的長期缺位，給覬覦者提供了機會。不僅僅是中易和，中控集團旗下所有的公司在股權上都有相同的問題。2005年褚健當上浙大副校長之后，由于身份的問題，他將中控的主體公司、主營DCS的中控技術公司股份全部讓高管代持。

　　2014年底，陳亞秋第一次到中控集團辦公樓時，她感受到了公司里“恐怖的氣氛”。願意配合她的人不多，很多事情辦不了。“檢察院的人說，只要動一動就要被抓起來。在這種高壓狀態下人人求自保也是正常的。”陳亞秋說。但她意識到了股權問題的嚴重性。

　　“我發現（在中控）沒有任何資源可用，既沒有人可用，也沒法行使股東權利。這都是因為股權問題造成的。”陳亞秋下決心對褚健在中控技術的股權進行確權，這個過程並不順暢，有人以一些理由推脫，但是最終所有人都簽下了証明代褚健持有股份的文件。

　　中易和的遭遇還不是全部。2014年2月，中控信息也曾準備引入外部資本，但被褚健代理律師通過法律手段喊停。由褚健全資持有的中控集團公司，則卷入了一宗貸款擔保案。在一些高管看來，“這是一樁說不清的擔保案”。

　　“中控辛辛苦苦奮斗了20年，到現在誰要搞垮它我們都不知道。”陳亞秋說。在她的意識里，中控首先是褚健一直在奮斗的科技事業，而不是錢。但正是對金錢的追逐，造就了凶險的商業江湖。

　　被夸大的使命？

　　他一直在給自己樹敵，或許都是因為太強的使命感。

　　2010年10月，在出差的航班上，一條新聞引起了褚健的注意——伊朗2000多台核燃料鈾濃縮離心機失控炸飛了，造成重大損失。他把這頁報紙撕下來帶回了家。

　　“這新聞他給我看了，我沒覺得有什麼特別。”陳亞秋說。褚健立刻讓人查伊朗這批離心機用的什麼控制系統，很快查出來是西門子的pcs－7系統。工業控制系統是連接虛擬綱絡與真實物理世界的橋梁，一旦遭綱絡攻擊，會對物理世界造成真實影響。早在2007年褚健就想到過這個問題，很多人覺得是天方夜譚，而伊朗離心機的事故証實了他的想法。

　　“這時候他有點著急了，中國大量的重要基礎設施和工業設施都是用國外的‘大腦’，極端情況下這些裝置形同虛設。”陳亞秋說，褚健做很多事情都不是從經濟角度考量，“褚健在日本京都大學留學時，他的導師橋本伊織教授跟他講了他們那輩人在日本戰后崛起中的作用，並且教導他回國要為振興國家而努力，他受了很大的影響。”

　　但這種有情懷的思維方式，會讓褚健和高管們產生分歧。“中控內部一直有爭議，有人說這個應該是國家干的活兒，我們為什麼要做。企業肯定要考慮賺錢，這類項目短期都不可能盈利。”賈勛慧說，但說歸說最后還是都支持了褚健。

　　在工業控制系統信息安全上，中控投入巨資做研究，並且取得了重大進展。2014年4月，王成等四位院士聯名給國家安全委員會上書，這封緊急報告列舉了褚健團隊在該領域取得的成就，並且寫了這樣的結語：“這些實驗首先印証了某國具備的攻擊能力。其次，褚健帶領的產學研一體化研發隊伍具備綜合優勢，他們結合信息技術和工業自動化控制技術，已經掌握了對工業控制系統綱絡方面的重要能力，在我國目前最為領先。”

　　“褚老師是個（技術領域）戰略家，他的前瞻性不是一般人有的，我們都非常佩服他。”浙江大學智能控制研究所所長蘇宏業教授說。讓他印象深刻的事情，除了控制系統信息安全，就是由褚健牽頭完成的高速工業控制綱絡EPA技術。這是一項歷經艱辛、完全原創的技術，很多人認為不可能。2008年，國際電工委員會批準EPA為國際標準，這是中國自動化領域第一個國際標準。2011年底，德國電器電工信息技術委員會將EPA納入德國國家標準，德國是國際標準制定的大國，科技部部長萬鋼對此還做出了鼓勵性的批示。

　　在技術領域的積累，尤其是掌握了EPA這樣的原創核心技術，使得中控最有條件研究諸如控制系統信息安全之類的尖端科技。

　　2013年底青島市黃島的戰略儲備油庫和輸油管線發生爆炸，褚健此時已經被捕，他給國家安監總局寫了一封信，想提醒調查一下是否與工業控制系統安全有關。但這封信沒有如他所願地送出看守所。“他做什麼都太用心。在看守所他托我們買了很多科技前沿的書，他沒有放棄。”陳亞秋說。

　　這些前沿科技的推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褚健是企業家。如果只是科學家，他的很多想法無法付諸行動，因為原創性研究的失敗率很大，很難通過評審獲得國家經費的支持。對于企業家與科學家的身份，褚健似乎沒有沖突感，反而讓他在他熱愛的科學事業上如魚得水。但別人的感受已與他不同，裂痕早已存在，只是他沒有看到。

　　從誕生之日起，中控就是一家被理想鼓舞的公司。“我剛到中控時，褚老師說要以打造中國的民族自動化產業為己任。開始我覺得是口號，但是后來發現它切實成為中控的精神。我們的工作很有意義。”賈勛慧說。褚健在專業上的成就，加上精神感召力，吸引了一批和他有相同追求的人。中控發展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在EPA技術研發過程中，一位為中控做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做了胃切除手術，但他最終堅持做完了這項研究。

　　雖然中控精神已經形成，但是時光流逝，一些人變了。2008年中控上市失敗，一種對褚健不滿的情緒開始在公司發酵。在為理想奮斗了十幾年、並取得成就之后，人性定律啟動，理想讓一些人感到疲憊，而權力和利益讓他們興奮。

　　為了留住人才，褚健很早就設計了股權獎勵計劃，他的股權這些年一直在稀釋。“有一些人認為自己的股權太少，褚老師沒有讓他們覺得滿足。”一位知情人士說。此外，褚健的股份都是讓別人代持，這也是個考驗人性的舉動，如同在別人嘴邊懸了一塊肉。“代持的股份說分還沒有分，上市又失敗。爬山之前你跟大家說山上有個果子，結果到了山上，你說果子沒有熟再等10年。”他認為中控內部的積怨已久，但這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褚健看不到問題。

　　“褚老師太理想化了。他覺得就應該這樣，要為一個有理想的事業奮斗。他不斷灌輸這些，自己也身體力行。他不愛錢，就以為別人也不愛錢，他看不到別人的需求。”他認為褚健只要在公司，一些人的另一面就會被壓抑，但他被捕之后，他們的另一面就放大了。在褚健被捕之后，中控在公司層面幾乎沒有做努力，一些想積極為褚健奔走的人被潑了冷水，由于很多壓力，“我們都變成了沉默的人”。

　　褚健看不到的不止這些。在第一波舉報信時，他的幾個朋友都問過同一個問題，是不是得罪了什麼人？“我沒有得罪什麼人呀。”褚健說。

　　其實，他已經得罪了太多的人。他擔任浙大負責人事和產業的副校長，很多人都會認為是肥差，但是上任兩年他的滿頭黑發變得花白。姚先國曾看見他和一個院長吵架，因為褚健執行學校的人事制度改革，這項改革分流了浙大30％左右的教職人員。

　　“很多人對褚健不滿，但是他對浙大做了貢獻。這個改革很成功，人員分流騰出崗位再引進新鮮血液，這對浙大的未來有益。”姚先國說，褚健並不咄咄逼人，但認準的事就要做，而且原則性很強。在按國家政策要求清理打著大學旗號的公司時，他遇到了更大的麻煩，因為這涉及到更多、更大的利益。

　　“他不會變通。我勸過他很多次，有的事情不要太急，但是他太有原則。”韓高榮的另一個身份是浙大產業集團總經理，是褚健的下屬。他認為褚健不是官僚，“他是用管理公司的方法管理大學”。褚健當校長也很特別，2005年他只是教授沒有任何行政職務，但被民主投票高票當選副校長。“一般浙大人對褚健的印象是，能干，正直，做事非常認真。”韓高榮說，浙大青年教授聯誼會是他創辦的，他是第一批長江學者，獲得第一批杰出青年基金，公司也成功，他的口碑非常好。但由于沒有層層提拔的經歷，他對官場、對人心缺乏了解，這可能也是他出事的原因。

　　在褚健被捕的前10天，韓高榮遇到了他。“他還是說我沒有問題。他總是這種想法，我非常清白、你們誰告都沒有問題。在他那兒，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

　　無論在學校還是公司，褚健都是“想做事的人”。他想把中控做成中國的霍尼韋爾——這家美國公司在自動化、軍工等領域的成就堪稱偉大；他想把他一手創辦的浙大智能系統與控制研究所做成美國麻省理工的media lab——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科技創新實驗室；他還想為浙大做一些事情，讓它更好。

　　“他永遠覺得時間不夠用。他一直追求用最短的時間做出想要的東西，他總是很專注，把別的都忽略了。”陳亞秋說。這些忽略東西包括別人的感受，包括家人的需要，甚至也包括他自己。她最近讀了吳曉波《被夸大的使命》，褚健的狀態如同這個書名，“他沒有生活。”

　　褚健跟很多人說過這句話，“我不追求名利，但是到了一定的時候它們自然來了”。在很多了解他的人眼中，他不是汲汲于富貴的名利之徒，但是他也是凡人，有一些無法扺擋的誘惑，比如當校長。浙大的一位老師說：“對于教育工作者來說，當校長是個無法抗拒的誘惑。”

　　褚健的父母已經80多歲，兩年多沒有見過兒子。每次問起，陳亞秋都說褚健在做國家保密項目，“不知道怎麼跟他們交代”。兩位老人偶爾出門還是坐公交車，他們住在濱江區褚健1999年買的那套房子里，家具陳設十分普通，兩只小狗陪著他們，讓空蕩蕩的房子不那麼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