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爆发

　　2011年以来，受宏观经济低迷的影响，工程机械行业同样陷入低迷。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曾告诉本报，工程机械行业30%以上的高速增长期不会再现。

　　行业的低迷加剧了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巨头之间的竞争，双方的矛盾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全面爆发。

　　2011年4月19日，三一爆出“行贿门”事件。当天，有关三一重工向“中字头”单位及重点客户企业行贿总额502万的细节在网上疯传，矛头甚至直指梁稳根之子梁在中。

　　此时恰逢三一重工上市关键时期。按照计划，三一重工将于4月20日上市聆讯发行约15.4亿股H股，公司也将登陆港交所，并计划募集300亿港币的资金。

　　由于“行贿门”的出现，导致三一重工登陆H股融资300亿港元的计划告吹。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坦言，这是历史上对三一打击最为凶狠的一次。

　　三一将“行贿门”矛头指向同城对手中联重科。三一集团多位人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言，“行贿门”就是中联重科一手造的。“行贿门”对三一重工的打击沉重。由于未能成功融资，三一涉及128.8亿港币的营销布局、海外产能扩充、新产品线上线、新项目立项等均被迫搁置或延后。

　　“三一重工H股融资计划告吹是大的宏观环境影响所致，并非外界所说是由中联重科导致的。”中联重科品牌部部长刘小平说。

　　长沙当地一位企业人士称，这个事情其实很明显，不是竞争对手做的还会有谁，而且恰巧选择了这个时间点。只是三一方面苦于没有确凿证据。

　　2012年11月13日，三一重工再次陷入另一“门”——间谍门。“间谍门”事件同样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为大家所熟知。爆料网帖指出了三一重工市场部多位情报人员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并有员工被刑拘。

　　网帖矛头直指一家名为新洛普的咨询公司，并指出近3年来三一正是通过这家公司窃取中联重科的诸多商业机密。

　　本报多方获悉，此次“间谍门”事件实际上发生在2009年。三一集团的说法是，中联重科派遣了一位名为“文成”的员工潜伏到三一内部，并以收集信息的名义怂恿高层成立咨询公司。

　　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文成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当三一准备购入一批器材（相机、录音笔）时，第二天便被公安搜获，并且当时只抓获了他一人。

　　对于此事，中联重科的相关负责人称，一切以法律为准。中联重科的高层人士则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什么可说的。”中联重科品牌部部长刘小平说。

　　不过，“间谍门”后，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矛盾更加激化。正是在此次事件之后，三一做出了将总部搬迁至北京的决定，梁稳根本人也通过媒体对外发表了恨别长沙的内心独白。

　　远离争端？

　　12月6日，三一重工发布公告，宣布对2533名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共散发约1.78亿份股权。三一集团品牌部副部长施亦青告诉本报，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规避恶性竞争，加速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实现公司第三次创业。

　　此次股权激励被认为是为了安抚总部搬迁所带来的员工的情绪波动。由于总部大多数员工均系湖南当地人，多数员工不想搬离长沙，不少员工正在想办法转岗，以继续留在长沙。

　　施亦青告诉本报，此次搬迁只涉及总部少数部门和人员，不到1000人。泵送事业部、汽车起重机、路面机械以及在湘所有工厂和项目均不在搬迁之列。“总部的决策部门，即公司高管及办公室成员将会搬迁至北京，而执行总部，即各个业务部门，例如财务部等，将暂时不搬。”施亦青说。

　　在三一看来，搬离长沙实为无奈，逼走三一的“祸首”被指向了同城竞争对手中联重科。对此，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说，公司搬迁总部实际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知道为何要将矛头指向中联重科。

　　本报独家获悉，事实上早在2009年，三一就计划将总部部分职能搬离长沙。三一北京上述离职高管透露，三一曾在三年前在上海成立过华东总部。“当时长沙总部的部分职能部门已经搬过去了。但后来省政府官员找到了梁稳根，于是仅过了三四个月，搬到上海的部门又搬回了长沙。”该人士说。

　　对于此事，记者询问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并未对此进行否认。

　　三一北京离职高管称，走出长沙实际上是三一的未来战略，国际化的需求也要求它有一天走出长沙，问题是什么时候走，是选择上海还是北京。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三一集团第一次搬迁。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三一集团创业起始于湖南涟源的一个偏僻乡镇茅塘，在产值规模将近1000万元时，梁稳根等几位创业元老作出第一次搬迁决定，将企业由偏僻乡镇迁往涟源的上级市湖南娄底市。

　　在娄底发展数年后，企业年产值规模上亿元时，梁稳根接受向文波的建议，在1992年进行了第二次搬迁，将企业总部搬至湖南省会长沙，并由焊接材料主业转向工程机械。“即便搬离了长沙，主要是两家公司都同处于一个行业，就难免会起争端。”中联重科的相关负责人说。

　　政府角色

　　三一希望通过搬离总部来避免恶性竞争，此举却使得湖南省政府十分为难。接近湖南省政府的人士告诉记者，湖南省政府依旧在努力，希望三一继续留在长沙。

　　当记者询问湖南省政府正计划采取什么措施来挽留三一时，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省政府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态度。

　　“三一是民营企业，因为国际化，要拓展业务，从而离开长沙，作为政府，只能挽留，也不好过度干预。”该负责人说。

　　在长沙当地，三一搬迁已经成为市民津津乐道的话题。出租车司机高桥（音）说，三一搬离长沙也对，因为在长沙三一没法跟中联重科竞争。

　　在湖南，中联重科的人脉关系深厚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三一长期以来激进的行事风格也颇受不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待见。

　　北京三一上述离职高管告诉记者，在涉及到需要政府出面的时候，三一往往吃亏。

　　“这与其股权结构有关。三一是纯民营企业，而中联重科原本就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股份仍然为第一股东；它这种亦国亦民的身份决定了它比三一更有'竞争'优势。”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了解到，在政府层面，湖南省某些高层领导非常重视三一。不过，在基层政府部门，中联重科所拥有的人脉是三一所无法比拟的。资料显示，詹纯新系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詹顺初的儿子；其妻子则为原湖南省第二书记万达之女万小丽。

　　湖南省委的一位人士也承认，中联重科不仅能够得到省委省政府高层的重视，在下面的执行部门方面，也非常“吃得开”。

　　“在几次事件中，中联重科总是能够通过执法部门获取到三一的一些信息。而三一却很难从执法部门那里获取信息。”三一内部员工说。

　　记者多方获悉，在中联重科并购CIFA(赛法,　全球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机械生产厂商)，及三一并购欧洲排名第一的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中，湖南省政府都曾过问。

　　2008年9月，中联重科联合弘毅投资、高盛和曼达林三家私募基金，以2.7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混凝土机械企业CIFA100%的股权。

　　CIFA在混凝土机械领域当时世界排名第三。在此次并购中，三一重工也曾参与竞购当中，但在湖南省政府的协调下，三一退出了竞争。“省里当时的意思是，等到有下次机会的时候，再轮到三一。”接近此次交易的人士说。

　　“下次机会”出现在四年之后。2012年年初，三一重工计划收购欧洲排名第一的混凝土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

　　普茨迈斯特拥有“大象”之称。并购成功后，向文波对外称，是大象方面首先向三一发出收购邀请，并承诺不会再与其他公司接触。

　　本报从三一另一高层获悉，当初“大象”通过中介机构挑选买家，选定的企业包括三一、中联在内的五六家企业都有意收购，“大象”与这些企业签订了保密协议。但协议签订不久，中联重科就从监管部门要到了“路条”，这违背了保密协议，也直接导致三一收购“大象”被拖延了两三个月之久。

　　不过，中联重科并购大象却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对手明显是来搅局的。”三一集团内部员工说。

　　由于CIFA位列欧洲第三，大象位列欧洲第一，并且两个公司均属于同一个行业，按照欧盟的规定，同一家公司并购同一个行业两家前六名的企业时，将必须接受反垄断调查。

　　此后，湖南省政府再次出面协调。在具体的协调过程中，湖南省相关部门则提出，由于中联重科率先拿到路条，因而三一要想获得政府的审批，必须征得中联重科的同意。

　　对于此次收购，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则称，在收购大象的过程中，三一应该感谢中联重科，而不是总是去指责。

　　“我们先拿到路条，后来在省政府的协调下放弃，让他们并购。三一应该感谢中联，感谢政府，而不应该总是抱怨。”上述人士说。

　　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湖南省政府就像是拥有两个好邻居，但这两个邻居关系很不好，省政府只是夹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