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生一孩现象透视:育龄期妇女和生育意愿“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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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2018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披露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情况。在发布的相关数据中,有一组一孩和二孩的对比数字吸引全社会普遍关注。数据显示,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而二孩数量反超一孩159万人,达到883万人。这是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以来,二孩出生数首次超过一孩出生数。

  不少网民认为,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不愿生一孩”现象的直接反映,新夫妻的生育意愿已低于已生育过的老夫妻。网民在各大互动平台纷纷表示:“生娃前是基本小康,生娃后又穷了”、“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自己养不起,何谈小孩”、“(生孩子)怕公司白眼,怕没人带孩子”……

  年轻夫妻为什么不愿生孩子?哪些因素正在阻碍年轻人生孩子?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深入调查多个城市年轻夫妻群体,探寻目前普遍存在的“不敢生一孩”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样本走访:压力、生活成本降低生育意愿

  徐女士是上海陆家嘴某知名律所的年轻律师,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近两年您所在单位是否有女性打算生孩子”这个问题对她进行采访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基本没有”。

  在记者进一步询问行业普遍存在的生育意愿低迷现象的原因时,她表示,律师行业压力过大,工作节奏过快,普通假期都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说生育假期了。

  她向记者介绍道,前不久她得知一位业界标杆律师尽管执行了生育计划,但手头的工作完全无法停止,直到产前一个星期,这位律师仍在家中准备业务。还有律师出现过“开会中途生产,生完继续开会”的事例。这让不少人对于是否应该在目前阶段生育产生疑虑心理。

  此外,律师事务所偏好招收年纪较轻、暂无生育条件的女员工,这让相当一部分适龄妇女为保持工作稳定不敢贸然制订生育计划。

  而在北京从事传媒行业的刘先生则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他目前尚没有要孩子的计划。

  他认为,生育并抚养孩子对于家庭会产生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活品质。他举例道,他接触过的一位朋友为了保障孩子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忍痛割爱售出家庭房产,购买一个半地下“学区房”,之后再长租一个相对较大的住宅,以保证孩子正常的空间需求。这一家庭的生活质量在生育后出现了明显下降。

  “除去奶粉钱之外的正常育儿支出,生一个孩子,车和房子可能都要换空间大一点的,而且夫妻都工作的话,只能找保姆或者老人来带,这些都是准刚性无形支出。”刘先生说道。

  他还随手举了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刚生了小孩儿,在家周边的一个婴儿游泳馆办卡,90次5000块钱。”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发现,相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说,一线城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走低趋势可能更加明显。

  刘先生向记者介绍道,在他的家乡华北某三线城市,年轻人工作普遍相对稳定、老人在身边为年轻人抚养孩子提供帮助、为孩子改善居住条件不用过多受高房价束缚、公共服务也较为均等化。而这些因素在一线城市普遍不具备,这使得一线城市年轻人认为生孩子可能会带来一定负担。

  数据因素:育龄期妇女有所减少

  不仅微观案例反映了年轻夫妻生育意愿走低,从整体数据上看也能证明这一点。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称,问卷采访超过4万名职场女性,数据显示有一半的职场女性尚未生育。

  该调查报告指出,目前,生育对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影响很大,36.1%的受访者认为生育后可能会面临岗位下降的困境,认为待遇下降的受访者也比2016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结果上升了8.3%。此外,有超过50%的受访职场女性担心在结束孕期后难以在职场复出,从而脱离社会。

  此外,除主观生育意愿外,生育率还受到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逐步改变,育龄期妇女的总量也在逐渐减少。

  2016年,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表示,中国育龄妇女总量在2011年达到3.8亿人的峰值后,正在逐步减少。到2017年,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披露,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和城市化程度提升的影响,中国居民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都在近20年内普遍提升。20年前,中国妇女的初育年龄大约在22岁左右,而到2016年,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向媒体披露,目前我国初婚年龄已上升至25岁,而女性初育年龄进一步上升至26岁。

  此外,产妇年龄越大,成功生产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下降。因此初婚初育年龄的上升会对整体生育率产生影响。

  国外经验:各国多举措应对“少子化”

  部分网民担忧,生育率走低是否对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相关人口专家指出,生育意愿走低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国务院参事、著名人口专家马力此前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各项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普通人自我实现意识的提高,生育意愿一定会下降,对此不必过分奇怪。

  而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不少发达国家也在过去几十年内经历了出生率逐渐走低的过程。

  以日本为例,日本生育率走低现象已持续超过40年,以至于专门用来形容低出生率现象的专有名词“少子化”就出自日本。

  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不断下降,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1.4左右。刚刚过去的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仅为94.1万人,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为应对少子化趋势,日本政府从1995年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推出《少子化对策大纲》,以鼓励年轻人结婚,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为生育孩子延长产假、提供补贴等。为进一步刺激生育,日本现政府打算在2020年前彻底解决日本国内幼教资源紧张问题,免除日本人生育的后顾之忧。

  而另一个欧洲大国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德国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4,0到14岁的人口占比是13%。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称,德国是欧洲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生育率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人的生育意愿正随着代际交替逐渐降低,相关调查显示,1937年出生的德国女性仅有11%不愿生育,而1967年出生的女性这一比例则已达到21%。

  对此,德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鼓励外来移民。2017年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报告认为,目前,德国少子化形势已经得到控制。其中,对外来移民的吸引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家视点:普及学前教育可平衡生育率

  虽然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不少专家指出,为了长远考虑,有必要维持一个相对合理平衡的出生率。与此同时,有关方面应充足做好各项准备,将生育率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目前,有什么可行举措能刺激生育率回升?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他表示,目前年轻夫妻群体普遍反映儿童青少年教育成本逐年提升,这对该年龄层的生育意愿带来一定冲击。

  他认为,当前阶段要做好的工作是进一步普及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普及学前教育不仅能够为年轻人生育提供“托底”保障,还能够进一步提高学龄前儿童营养和智力水平,促进其健康成长,使得中国人口发展质量持续提高,为今后迎接高质量发展做好准备。

  张燕生进一步指出,要促进中国人口发展质量提高,需要做三方面工作。一是要普及普通教育,特别是普及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促进国民整体素质提升;二是要重视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普通劳动者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三是大力吸引全世界人才,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使得外国人才也能为中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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