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四：内地用工需求的提升，使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发生了从单元向多元集聚转变。

　　记者：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加快，是否也拉动了内地用工需求的增长，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招工难”？

　　张翼：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2.8%，中部地区增长26.9%，西部地区增长26.2%。从这里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的增速，要高于东部地区。2012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也证实：中西部地区的增长率快于东部地区。

　　另外，中国沿海地区土地、人工成本、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也迫使一部分在沿海地区缺少竞争力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迅速转移。与此同时，一些高端国际产业也开始跨过东部地区而直接落户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等，也刺激了内地的经济增长。这都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用工需求。内地用工需求的提升，使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发生了从单元集中向多元集聚的转变。在金融危机的持续演化中，这种变化更加明显。

　　可以说，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流动人口的流向，主要表现为从乡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特点。在东部沿海地区，环渤海湾经济带、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成为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有50%-60%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流入了这些地区。但在产业转移尤其是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影响下，农民工出现了就近就地转移的趋势。虽然环渤海湾经济带、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区域，但中西部地区的吸纳能力也已大大增强了。很多原来劳动力流出地省份，也开始面临“招工难”——即使四川这样的人口大省，也出现了政府部门为企业招工的现象。

　　另外，长三角尤其是上海市关于建设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目标，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中对发展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强调，以及北京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对创新与科技的重视，都强化了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伴随沿海地区产业升级速度的提升，原来集聚于这些地区的低端产业，将首先向本区域内的欠发达地区，然后向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这自然会拉动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向沿海转移，而迫使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力回流中西部。

　　原因五：受雇农民工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导致农民工不愿意长距离流动。

　　记者：随着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加速，与东部地区相比，农民工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农民工，这对东部地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翼：为什么农民工流动到城市去打工？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外，提高收入是其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对农民工而言，哪里收入高，自然就去哪里务工经商。2010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只要是受雇于企业赚取工薪的农民工，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除男性 “中专及以上”组东部显著高于中西部外，其他各组的差距都不到500元。如果减除掉交通成本，再考虑到东部地区的消费开支会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些差距实际已经微乎其微了。

　　因此，受雇农民工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农民工不愿意长距离流动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一方面显示了农民工就业市场的一体化过程，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速度还不够快，仍然在同一个水平上与中西部地区竞争，这让东部地区更迫切地感受到 “招工难”。我们今年第一季度看到的数字是：在整个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继续降低；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也在继续降低。

　　原因六：与农民工从事的其他行业相比较，制造业农民工的月收入仍然偏低。

　　记者：目前我国制造业收入较低，对农民工缺少吸引力，这应该也是制造业 “招工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张翼：制造业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是年轻的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工。调查发现，与农民工从事的其他行业相比较，制造业农民工的月收入仍然偏低。但绝大多数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制造业是严格以订单组织生产的企业。所以，其工期的拖延会带来严重的亏损。因此，春节之后的劳动力雇工竞争，往往以制造业为主要推手。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收入达不到预期值的情况下，有经验的农民工往往四处流动——形成搜寻高工资的短工化人群，依企业给出的人工价格之高低而决定去留，这更加深了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程度。

　　除住宿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和社会服务业外，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工资是比较低的，总计平均只有2158.90元。而其在建筑业的收入却会达到2742.33元，在仓储与交通运输业中也达到了2962.82元。

　　为什么制造业农民工的收入会如此之低呢？我们知道，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市场拿到的订单，实际是我国企业互相恶性竞争后拿到的低利润订单。尤其是中小型制造业对低技术、低附加值订单的恶性竞争，使其只有控制农民工的用工成本才可能维持微薄的利润。在生产成本的控制之下，在蔬菜、粮食、肉食、房租等相关商品价格的迅速攀升中，农民工上涨的工资很大一部分被通货膨胀侵蚀了。农民工拿回家乡的那些钱，也在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中被侵蚀了。因此，名义工资上涨之后扩大了其与实际工资之间的距离，农民工感受到的工资并没有像学术界所期望的那样激励他们就业的积极性。

　　原因七：为了寻找劳动环境较好的企业，农民工 “以脚投票”，流动频率加快。

　　记者：劳动权益方面的不完善是否也是促使农民工离职流动的一个原因？

　　张翼：尽管企业面临 “招工难”困境多年，但它并没有延长与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年限。当然，从根本就不签订劳动合同到逐渐开始签订劳动合同，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只签订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本身，不能将已经雇用的农民工稳定在企业之中。

　　东部地区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较高，但主要是 “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一比例高达55.52%。在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东部地区企业的签约率只有8.77%，中西部地区也分别为11.48%和10.44%。

　　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到期日往往是年底。合同到期之后，农民工又不得不回家过春节。春运期的一票难求使某些合同到期的农民工不得不及早回家。这样，很多农民工在每年12月与来年1月根本没有就业。这就是说，农民工一年的就业时间可能只有10个月左右，而不是12个月。这既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也使企业难以完成生产任务，并加剧了每年春节后出现的周期性的 “招工难”问题。

　　由于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下降，这种周期性发生的 “招工难”问题集中凸显。某些企业免去了给农民工的带薪假，而更多的企业在继续延续 “加班制”——有些制造业企业农民工每天不得不工作10小时以上，这既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也抑制了农民工的闲暇时间，更使他们的技术水平难以提高。为寻找劳动环境较好的企业，农民工不得不 “以脚投票”，从一个企业流动到另外一个企业，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外一个城市。这虽然使劳动岗位很不稳定，但却使他们有机会重新自主选择雇主。所以， “招工难”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记者 李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