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邓小平: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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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3来源:《中国改革》

  第二章:历史性选择

  让思考改革的人说话

  “市场”与“计划”的争执持续经年,中共最高决策层也在思考。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共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这正是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视察上海和高层内部谈话中几次阐明的观点。有邓小平指引,江泽民就市场的姓“资”姓“社”问题做出公开表态,叫停了主流媒体对“皇甫平文章”的批判。

  江泽民这一年还阅读了一系列经济学书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的西方经济学,都列入书单。从8月中旬起,他着手筹备召开一轮专家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为次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做思想准备,主要是“考虑十四大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提法”。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分裂党的政变,国家处于危急之中。次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人请到家中恳切交谈,要求大家要团结一致。他告诉大家:“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嘱咐“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座谈会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谁来与会?江泽民提出,参加者主要是经济专家,并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真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工作参与比较多;三是要找几个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东问题的专家。

  先后有20多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陈东琪、李琮;国家体改委的江春泽、杨启先、傅丰祥;中国银行[2.73 -0.36% 股吧 研报]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还有多位负责介绍国际动态的专家,如《人民日报》的崔琦等人。

  “在民主氛围中讨论”

  座谈会主要讨论三个问题: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其次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

  首次座谈会于10月17日召开。

  “座谈会前一两周接到了通知。”今年79岁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回忆,到会场后发现参加者都很熟悉,都是当时积极投身改革的同行。

  据财新采访的数名参会者回忆,座谈会在中南海南院江泽民住所附近的一间会议室举行。窗外,太液泛碧,瀛台叠翠。屋内,江泽民等数位中央领导,与专家、学者围着一条长桌相对而坐。

  座谈会从这天上午开始,至12月14日结束,共用了五个半天和三个整天,参加者们称“十一个半天”。

  座谈会“民主氛围很浓,进去后是自己选座位,不像现在提前排好牌子,发言也不是按照固定的顺序,谁想发言就发言。”“江泽民一开始就请大家畅所欲言。”几位参会者回忆说。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邓小平已经多次在高层内部谈话中发出“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号。一位参会者说,这个座谈会,让大家进一步看清邓小平等高层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座谈会:东西方撞击

  座谈会在10月间举行了两次,这两次的重点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探讨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与会并发言的有12人。

  财新获得的座谈会发言整理显示,与会专家们在发言中分别谈到了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继续发展的多重原因,其中不少人谈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调整,并触及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经济的计划性,以说明“计划”绝非社会主义所独有。专家们还对竞争和股份制做了较为充分的介绍。当时担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林毅夫提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就是“比较优势战略”。

  人们在讨论中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甚至更强大而有竞争力,市场经济体制有生命力,且一些原始市场经济的弊病在后来得到了改良和改进,其中就包括宏观经济管理。

  10月会后,过了近两个月,座谈会在12月6日重启。这一天和此后的12月9日,专家学者与中央领导再度在中南海同一个会议室聚首,以四个半天的会期讨论第二个议题,即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有参会者回忆说,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苏东共产党垮台,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竞争中惨败了,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

  参会的郭树清会后公开发表了其发言稿,分为《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原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和《一个高效率有特色的新体制就在前面》三篇文章,较为完整地记述了这位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观点。

  作为会上活跃的“少壮派”,郭树清的发言全面而犀利,直指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弊端: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抓”“搞”太多,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二者看做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教条主义地理解公有制,认为越公越好、越大越好。

  时年71岁的蒋一苇10月间接到参会通知时,已经查出晚期肺癌,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不知自己能不能亲自出席会议,先写了一份书面发言稿。后得到医生允许,抱病参加了会议。其时,这位当年编辑过《挺进报》的老地下党员身体已相当虚弱,发言却率直尖锐。

  他直指,不应在分析重大历史现象时,夸大“和平演变”、“自由化”等意识形态原因,经济改革开放绝不容许倒退。

  讲完后,蒋一苇即赶回空军总医院准备次日的手术。临行,江泽民和所有参会者起身为他送行……

 

  座谈会:目标已明

  讨论从12月10日进入第三阶段,讨论中国改革自身的问题,题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当天用了半天时间,接着,12、13日连续两个半天,至14日则有一整天。五个半天的时间,足以使讨论比较深入。

  2012年8月7日,张卓元向财新记者忆及21年前的往事。他清楚地记得:“我听完发言回来就跟我老伴说,‘哎呀,今天老吴非常解放!’”

  当时,很多人的发言都要跟马克思主义挂钩,而吴敬琏则直截了当引用新古典经济学。他很鲜明地提出,应当采纳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来解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他还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描述为在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周小川则指出,市场有两项基本的功能,即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

  在吴敬琏的记忆中,参会者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管什么?是微观干预,还是宏观管理?“在这几个问题上,每个人表现出的理论深度确实不太一样。”

  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年轻学者,着眼于以市场为核心的整个体系,而所谓市场就是能形成竞争性均衡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制度,在规范的市场上能够形成价格信号,从而引导资源配置。

  20年后回忆此轮座谈会,有参会者做出归纳,认为这“十一个半天”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将计划与市场关系,描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证和解释,为十四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据与会者回忆,江泽民主持并出席了全部会议。他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有许多现场点评。此外,乔石、姚依林等领导人有时间便来听会。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

  会议纪要后来形成了可供传阅的整理稿。

  小平历史性“南巡”

  中南海风向渐转,但局势尚未明了。在年底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只有土地联产承包的政策明确作为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其他问题未能讨论。在党报舆论场上,直到1992年初,“市场经济”在较量中依然处于下风。

  1992年1月5日,北京的《理论动态》发表了一位理论权威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一文 。文章称,“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是88岁高龄。他虽已经正式退休两年有余,但无法“过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国运仍是其责任所在。

  1992年1月17日,农历辛未年腊月十三,邓小平携家人乘专列,从北京站出发去南方“家庭度假”。正是这趟南巡,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种种纷争画上了句号。

  1月19日上午9点,火车到达深圳火车站。在这个12年前邓小平亲自划为特区的地方,邓小平视察口岸、远眺香港、走访企业、游览景区,每一处的谈话都紧扣改革,初看是谈深圳,细品则句句指向全国。

  在谈话中,他以当时著名的安徽芜湖“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的故事为由头,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针对过去两年中姓“资”姓“社”的讨论,邓小平直言,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了重要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月23日上午,在从深圳蛇口码头乘快艇前往珠海途中,时任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说,群众反映最大的是政策摇摆,下边执行起来也左右为难。

  邓小平回答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一周后,邓小平途经广州、江西鹰潭前往上海,此时距离农历新年只有四天。在上海闵行开发区,邓小平再次强调,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正名市场经济

  1992年2月21日,邓小平回到北京。根据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谈话整理的讲话纪要已经完成。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1992年中央“二号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同石破天惊,极具理论上的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对改革的实践是又一次的巨大推动。”时任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在回忆录中说。

  一年前因“皇甫平事件”受到“政治冷藏”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则激动地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正是大音希声扫阴翳!”

  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15名政治局委员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曾有中央媒体记者跟随,但并未报道。直到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生动描写了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的经过,并首次公开披露了南方谈话的部分内容。同日下午,《羊城晚报》全文转发了此文。两天后的3月28日,《文汇报》和《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此文。

  至此,“市场经济”光明正大地进入公众视野,不再是危险名词。

  1992年6月,原中顾委委员、老一辈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改革》杂志发表《不要再回避“市场经济”这个词》一文。他说,“直到小平同志这次讲话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文章中回避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我说回避使用,是指文章作者本人在思想上是接受这个词的,但人家都不用,自己也就不去用它。至于有一些在思想上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倒并不一定不使用这个词,但只是在对之进行批判时才使用它。”此后,于光远一连写了几十篇文章,并于当年8月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一书。

  全国上下舆论风向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不再是危险名词。

  1992年12月29日,88岁的邓小平被英国《金融时报》推选为“1992年风云人物”,理由是:邓小平亲自到华南创建的经济特区视察,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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