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从纲领到行动

　　间接调控：第一次大考

　　改革目标甫定，便面临第一次大考。

　　十四大之后的1993年，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猛增，1992年跃升40%， 1993年再攀升50%；投资扩张导致原材料价格因供不应求而上涨，并引发全面通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4.7%；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证券股票热、乱拆借、乱集资，处处可见。

　　1993年整个上半年，朱镕基副总理都在思谋良策。6月10日至13日，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和世界银行在大连召开“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此次“大连会议”筹备半年有余，朱镕基是核心策划人物。会议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斯特恩(Nicholas Stern)、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还几经波折请到了被誉为“台湾经济奇迹重要推手”的李国鼎，他当时已届83岁高龄。

　　“大连会议”提出了提高存贷款利率至正利率水平、推行信贷额度限制、价格改革等多项一揽子改革措施。会后，朱镕基又专门会见了李国鼎。李国鼎提出了确定中央与地方税收之合理比例关系、整顿中央银行、汇率并轨、加入IMF等建议。

　　楼继伟至今认为“大连会议”十分重要。他说，在推进全面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会议讨论形成的主导性意见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

　　“大连会议”之后，落实了对于“过热”的应对措施。几经反复和商讨，国务院最终形成6月24日下发的16条(即《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16条”实施半年后，效果初显。新开工项目开始减少，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回落，乱拆借、乱集资的口子基本被堵住。

　　值得关注的是，“16条”措施中有13条是经济手段，强调的是强化间接调控，更多地采取经济手段、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这次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可称“第一次应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为此后系列改革方案的出台创造了条件。

　　“50条”：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与实施方案。

　　1993年5月31日，距离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164天，由25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进驻北京西郊的玉泉山。

　　玉泉山是清代的“三山五园”之一，后成为中共领导人经常活动的地方，中国多数重要文件都起草于此。初夏的玉泉山很幽静，起草文件在两层小楼5号楼的一层会议室，起草组成员则散居在2、3、4号楼。

　　到玉泉山的第一天，江泽民主持了起草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讲了文件起草的意义、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需要着重回答的问题。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是起草小组组长。一位当年的起草组成员回忆说，温家宝讲得很清楚：十四大确立了改革目标，具体怎么样落实、如何具体化，三中全会要前进一步，对建立新体制做出规划。

　　据当时的起草组成员回忆，起草组用三周多时间完成了提纲，于9月9日完成第三稿。经中央审议修改后，下发全国征求意见。与此同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还就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组织了有300余人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到各地开展了广泛的调研，为起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草案最终交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时，是正式讨论稿的第八稿。

　　“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 参加起草工作的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回忆说。

　　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这一决定。文件除开头和结尾各一段简短的文字外，主体分为十个部分，共50条。所以，该决定又被称为“50条”。

　　按周小川后来的总结， “50条”是对十四大报告的具体展开，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的详细解释和改革的行动纲领。这个文件和十四大报告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缜密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整体框架，描绘出了一幅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蓝图。

　　直到今天，多位亲历改革的参与者认为，这一框架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50条”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提出，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由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十四大提出的总体目标，具体化为行动纲领。

　　“这五根支柱，是迄今最好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时隔19年，许多专家仍如此评价。

　　交锋企业制度

　　多位参加起草的专家回忆，在 《决定》50条中，争议最多、费力最大的是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

　　73岁的陈清泰回忆说，1993年在起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时，江泽民几次提出并要参与起草的同志回答一个重大问题：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

　　当时，陈清泰从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调任国务院经贸委副主任将届一年。在中央后来成立的16个专题调研组中，他担任第2组即国企改革调研组组长。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生活中，国有企业占据超大比重。按传统框架下的思路，主要通过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调整来“搞活”企业。

　　陈清泰寻求突破。这时，陈清泰了解到吴敬琏等人关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的建议。

　　当时，吴敬琏与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钱颖一博士一起提出，在企业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将现有的非公司类型的企业改组成为公司法人组织”。 陈清泰认同这一看法，并向江泽民作了介绍。

　　8月24日，吴敬琏和钱颖一合著的文章《关于公司化》在《经济日报》发表。

　　8月27日，在大连举办的华北、东北地区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座谈会上，江泽民说，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责任制度明确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

　　不过，到了后来，“怎么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几大特征，又难倒了大家。”张卓元后来被调到现代企业制度分组“攻坚”。陈清泰也被临时请上了玉泉山。后来，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一十六字方针。

　　11月3日，有关表述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下来。

　　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有一种主张，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用“公司治理”这一更为明确的理论概念，但最终没能采纳，而是用多数人接受的“现代企业制度”代替。直到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这一概念才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这是后话。

　　“劳动力市场”之争

　　“劳动力市场”本来是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文件中径直这样命名，却碰到了“钉子”。“反对者的理由是，提出‘劳动力市场’，必然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担心在政治上引起不良反应。”83岁的高尚全告诉财新记者。当时，他是起草组市场体系分组的负责人。

　　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正式文件都是用“劳务市场”的概念。

　　《决定》起草过程中，也有人建议用“劳动就业市场”。当时“劳动力市场”一词之所以成为禁区，同在市场体系分组的张卓元认为，主要是因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主持起草的一位理论权威曾加了一句：“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为摒除意识形态的羁绊，高尚全曾征求了几位中央高层的意见并获得认可。

　　11月3日，距离十四届三中全会只有11天了，此事仍未有定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起草组关于各方面对《决定》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高尚全列席。

　　“那次本来轮不到我发言，但实在憋不住了，要不然，‘劳动力市场’根本就出不来。”

　　在日前接受财新采访时，高尚全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一口气提了五个“为什么要提劳动力市场”。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条理由，是说“劳动力市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也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

　　江泽民当场问道：“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高尚全觉得很有把握：“中央只要提出来，肯定能接受！”

　　流金岁月

　　“50条”行动纲领提出确定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重点突破需要切实行动。

　　“50条”面世后一个月的12月15日，国务院相继做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和《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石破天惊：从1994年1月启动税改，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为分税制所取代；1994年1月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着手的税制改革，将“统一税制”作为主旋律，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的流转税制；1994年1月启动的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

　　按照改革参与者之一楼继伟事后的总结，这次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外贸、投资等多个领域的整体性改革，“基本建立起了市场配置基础上的国家宏观调控新机制。”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制度建设里程碑。”多年后，一些参与者和观察者们仍然难以忘怀当时改革的流金岁月。

　　这组“自上而下”的配套性改革，后来被研究者称为“最小一揽子改革”，亦即改革方略中的“重点突破”。靠此次强力操作，改革走出了计划和市场的拼盘式思维，确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框架，校正了经济中的扭曲，步入帕累托改进的道路。

　　现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最近分析说，当时那场改革的重点就是破旧立新，让价格合理化，市场起作用。在这里，价格主要连接着分税制、增值税和外汇体制三项改革，其结果，实质性地克服了完善价格体系存在的两大基础性障碍，即价格形成机制中含流转税不平等的问题，以及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不平行的问题，奠定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基本条件。

　　三大改革的方案并非天上掉下来的。一批经济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即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更在90年代改革低潮期做了缜密的配套改革准备。

　　以当年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荣敬本等牵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为例。该课题组在上世纪80年代国务院方案办人员组成基础上，囊括了多个领域经济学家，包括至今活跃在经济改革前沿的吴晓灵、郭树清、李剑阁、谢平、李克平、胡晓炼等，也包括一批资深经济学者和中青年新锐，如张卓元、易振球、张春霖、杨之刚、刘吉瑞、王育宪、王林、银温泉和万安培等。

　　财新获得的多种资料表明，该课题组的研究相当系统。其中1990年-1992年中期的研究，主要是在对国别及改革历史比较的基础上，探讨改革理论的进展，总结以往改革的经验，提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顺序安排和配套政策。这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做了理论准备。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课题组启动了配套改革方案设计。当时平行推进的改革方案包括价格、税收、财政、金融体制诸多方面，其中，楼继伟领导的体改委宏观司，在宏观调控改革上形成《关于配套进行价格、税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意见》、《建立一个规范、有效的财政新体制》和《关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等若干报告；由周小川领导的多个小团队，在财税、国有企业与社会保障、汇率等改革形成若干报告；由吴敬琏和周小川领导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设计》；郭树清领导的《现阶段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性问题及处理方式》；吴晓灵和谢平领导的《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关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以及李剑阁的《必须继续推进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度化》等等**。

　　这些研究报告的部分参与者，后来参加了“50条”起草组。1993年夏天，朱镕基又选择部分人参加改革方案班子，在北戴河筹划即将启动的三项改革。

　　当时，这个方案筹备组和北京玉泉山的“50条”起草小组曾经密切沟通和交流，“很多建议就是在吃饭中聊出来的。”身兼两职、直接参与两个小组沟通工作的李剑阁回忆说。

　　犹如营建一座宏伟的大厦，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50条”提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而这一年的专项改革方案则是一张张具体的施工图，改革就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实施过程。

　　十五大：姓“公”还是姓“私”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可能回避国有企业改革难题。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及十六字方针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是，实践中传统思维惯性强大。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加剧，负债率上升，山穷水尽之时，深化改革再度提上日程。

　　在此关头，“左”的思潮也同步出现。从1995年初，就出现了声讨1992年以来改革的“万言书”，认为在社会意识上“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在经济上“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至1997年，已有四封“万言书”，姓“公”姓“私”之争成了新焦点[0.98 -2.00%]。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大会报告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突破性表述，正面回答了这一争论。大会报告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在提到公有制时，报告特别清晰地提出了“公有制≠国有制”的表述，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提到集体经济时，特别明确可“广泛吸收社会分散资金”；在明确“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时，指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报告还明确，“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报告强调了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一战略，后来被称为“抓大放小”，正是此后国企退出竞争领域主张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