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总要有个目标模式

　　市场呼之欲出

　　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1992年4月1日晚11点，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代表驻地北京西苑宾馆。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房间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江泽民。

　　在电话中，江泽民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请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

　　陈锦华立即做出安排，请刚从上海调任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的楼继伟组织座谈会。

　　“这是我到国家体改委后做的第一件事。”楼继伟回忆说，他当时约请了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等几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采用哪种提法更好。

　　在座谈会上，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易振球认为，从共产党领导到收入分配，再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并不矛盾。楼继伟认为，易振球讲得很好很系统。其看法也获得绝大多数参会者的赞同。

　　会后，国家体改委将可以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写成报告，直接呈送江泽民。当时，十四大报告起草组已经拿出第一稿，文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月3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报告第一稿。他强调，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再进言

　　几乎同时，改革者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向江泽民进言。4月30日，吴敬琏与他经济学领域的同事——时任中国银行[2.73 -0.36% 股吧 研报]副行长的周小川、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李剑阁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在多次讨论、修改之后，向江泽民提交了《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

　　在建议书中，吴敬琏等人梳理了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提法的演变，并建议在十四大把这一论述提到一个新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概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当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吴敬琏认为，这种提法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也不是现代经济学的通用语言，而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也不能突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

　　5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正在太原出差。据当时陪同朱镕基出差的李剑阁(后调国家经贸委司长)回忆，下午正开着会，朱镕基接到一个电话，出去了一会儿。晚间散步时，朱镕基告诉李剑阁：“下午就是接到泽民同志的电话，商量能不能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位深知现存经济体制弊端的副总理，积极支持了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三种提法

　　此时距离江泽民预定的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只有十天了。国内外观察家都判定，这次讲话将为十四大定调。

　　此时，讲话起草组已经概括出了三个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讲话前，江泽民再次多方征询意见，斟酌是否适合在党校讲话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

　　最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明确的提法，出现在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

　　江泽民以讨论问题的方式指出，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中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做出定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江泽民还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阐释。

　　他在讲话中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同时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他讲到目标是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我听到全场热烈鼓掌。”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2009年3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江泽民还在讲话中重申邓小平的看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在后来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他仍反复表述了这一看法。

　　小平支持

　　“六九讲话”之后，江泽民专程拜访了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党内高层意见达成统一。

　　6月12日，江泽民专程到邓小平家拜访。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还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影响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

　　他还说，党校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个主题了。

　　此后，根据“六九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起草小组进一步修改十四大报告。

　　这是一面旗帜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进入冲刺阶段，但进展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七八月间，起草十四大文件的班子中有人提出，把调子往下降降，打算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成报告中的第三级标题。

　　同在起草组的刘国光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当下最重要的，应该放在第一级标题。

　　显然，“计划与市场”的议题在十四大报告起草中依然是矛盾焦点。

　　在看到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后，吴敬琏十分焦急，于9月5日再度上书江泽民：“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阐明，也是本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最重大的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深远，应当用有分量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评价。”并直言不讳“目前的文稿似乎体现不足”。

　　此时，江泽民决心已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面旗帜。

　　两个点睛之释

　　“这次大会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寄希望于我们这次大会，世界上关心中国的朋友都注视着我们这次大会。”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作报告时，开篇即强调使命之艰巨。

　　希望和关心，聚焦于中国经济改革如何扬帆启航，劈波斩浪。

　　结果已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次大会上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用江泽民自己的话说，这一整体性、前瞻性的提法，确定了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可以保持中国经济改革20年稳定。

　　前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小组讨论中说，十四大报告中最有新意、最有突破性、对改革最具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之处，就是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四个月前的“六九讲话”相比，十四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更加全面而系统，不仅将其设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且做出两点解释，即中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周小川评价说，这两点新解释，延续了过去对于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都可以用的认识传统，形成了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新概念，建立了一种高于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水平切块的新关系。

　　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终于被抛弃了，市场不再是“被利用”的机制，而是基础。人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